女性主義底下的布波族本質 ── 黃真真的電影



黃真真的《女人那話兒》(2001)當然是擺明車馬的女性主義紀錄片,她以全女班的製作組開展攝影工作,已經清楚表明了選取的態度,而從片名的命名策略上,更加可知道她的決心。我們都知道重省「命名」(naming)是女性主義於語言性別歧視研究上的重心方向,尤其在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的作品中。黃真真選擇把「女人」與一個男性性器代名詞的「那話兒」拼合,明顯便是一透過重新命名,來為女性發聲奪權的取態。但從命名的策略中,我更留意到它同時確認了紀錄片的整體格局:奠定了女性以仿男性的手段來爭逐性別上的權力,間接也在取悅男性的觀眾。換句話說,也是在計算如何把觀眾的入座率盡量提昇──即把男與女一起納入為紀錄片的可能對象作構思。

六樓后座

男女無不同

在《女人那話兒》中,把男女的價值觀作等同而論的訪問片段可謂佔了主導,為人二奶的力言遠勝人妻身分的優越感、紫藤發言人以男女共同的美感標準來論述避孕套的可用性、即使較為保守的再婚者亦肯定性技的重要,更不用說那場嫖妓片段的直錄安排。背後的邏輯為無論男女都是人,都愛權力的擺弄(所以再婚者強調一旦和男人分手便想他死,以證明他一生中始終最愛自己),當然也喜偷窺(於是嫖妓要計時報告),由是把兩性混同糅合。那當然不再是瑪里琳.弗倫奇(Marilyn French)言及的經濟困局,她提到女性在資本主義下要生存,其中一個方法便是設法融入社會去活像男人。但《女人那話兒》中的女人是自覺作選擇去活像男人,也反映出透過解放去得到權力的「快樂」後果。回頭看來,本來誘使男性入場的宣傳策略(去理解身邊的女人多一點),反倒提供了一次給男性照鏡的反效果,原來性別權力的執迷魔法已令男女同時中毒甚深,妳的名字原來真有我的姓氏在前呢!我不敢肯定這是否導演的原定方向,退一步為創作人去解窘,信是未能掌握紀錄片的挖深鑽研作用有關。《女人那話兒》中不是沒有其他的思考角度,如鮑藹倫及許鞍華的片段,都有自己的生活取態方向,然而鏡頭卻沒有能力去尋覓背後的複雜內涵,反而在先前提及一眾仿男性方法發聲的其他女性,因為語言上的綻放式趣味(「他的一切包括精液也屬於我!」),逐漸便成了紀錄片中的主導聲音。是的,把相異的意見羅列在同一文本中,不代表立場的中立,如何捕捉受訪者的演繹方法,本身已清楚可見導演的立足點所在。如果容許我作小結,相信黃真真關心的是鏡頭下如何吸引觀眾的影象效果,而非背後的甚麼主義理念。

《六樓后座》的布波族本質

由紀錄片《女人那話兒》到劇情片《六樓后座》(2003),我更確認黃真真是一功能主義式的導演,意思是題材在她的鏡頭下,不過是用來達致最終目的之手段,反而它的內涵本質其實無大相干。《六樓后座》一直以年青人的生活方式,以及追尋個人夢想作招徠,諷刺的是內裏卻掏空了箇中的呈現。以林嘉欣及周永恆的角色為例,他倆是六人組合中真正達成「夢想」的兩人:前者最終可以出版《六樓后座》一書,後者可以吻到林嘉欣。但在電影中卻差不多完成抹去了尋夢的努力表現:林嘉欣的「寫作」僅在於面對電腦的指指點點,而周永恆則一直沒有表白。和同期邱禮濤的《給他們一個機會》(2003)相較,便可看到對照下的反諷,作為「求夢」的重心,邱作正好說明年青人排舞練舞才是焦點所在,那才是尊重年青人尋夢的基本要求,而非一句「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便可輕輕帶過。

由此引申,我們更可清楚看到《六樓后座》的功能性取向,導演對其中年青人世代的自身世界,其實不太關心,正因為此才可看到大量源自成人世界的規範意識介入,如杜麗莎高歌一曲 Beyond 名作以點出理想的階段性取向、又如鄭丹瑞以隱型人身分透過郵遞尼采給林嘉欣以作指導,其中均在在顯示了下一代的疆域狹小,眼前的一切都不過在重複前人的歷史,為「亙古不變」的青春歷程之一,他們總有一天會長大云云。由是在設計上,也為他們訂定一系列的他律標準:出一本書、出一張CD等,在電影中好像都一定要有成人世界的支持(出版社或唱片公司),而忘了真正的年青人夢想永遠可由自律完成(由自主出版到收藏自足)。

我想這正是《六樓后座》的尷尬地方,一齣以呈現年青人面貌作招徠的作品,其實服侍取悅的對象是成年人。如果不嫌露骨,我認為其中的成人謊言正好以鄭丹瑞的聲音為最明顯的代表,其中他以 mentor 角色介入林嘉欣的生活中,甚至令後者對他產生一段戀愛關係,不啻為一自編自導的白日夢謊言。到最後真正高高在上的仍是一眾處於不同崗位的成年人:出版社高層、唱片界紅人以及有錢的媽媽,年青人如果要圓夢,就是得到他們的認同。而更重要的,是流露了媒體中掌權人的一重布波族(bobos)心態──即布爾喬亞(bourgeois)及波希米亞(bohemians)的糅合傾向。鄭丹瑞的角色當然擁有布爾喬亞的身分地位,但他所形容對林嘉欣的「遊戲」,正是看上了她的文化可塑性(波希米亞特質),以及享受其中調情取樂(flirting)的趣味。換言之,是一得隴望蜀,渴望主宰全世界的心態,包括年青人的夢想都應由他們去編寫。用同一邏輯去作逆向思考,也正好從而解釋到電影中的年青人事事以打入建制為理想的終極目標──因為這正是幕後的創作人所賦予角色的價值觀:身為布爾喬亞的想重拾波希米亞的人生氣息,那怕只是片段的遐想;至於仍屬波希米亞的一族,則要盡快進入建制,去享受另一重的權力快感。

此所以我會形容黃真真為功能主義式導演,簡言之便是對選取的題材沒有真正的關心,而只不過以此來達到其他的目標──我們有時對此會有一較通俗的用語說法,即投機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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