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與反抗:《銀翼殺手2049》new



烈尼史葛(Ridley Scott)的《2020》(Blade Runner)在1982年面世時,票房成績普通,更有評論指電影節奏慢,結果,三十多年來,關於《2020》的研探文章,數量車載斗量,專書也有多種,2004年《衛報》(The Guardian)主持的科學家票選最佳科幻電影,《2020》名列第一。

《銀翼殺手2049》(Blade Runner 2049)是多年後的續篇,由炙手可熱的魁北克導演丹尼斯維爾諾夫(Denis Villeneuve)執導,電影保持了《2020》的新黑色(Neo-Noir)和 Cyberpunk 路線,呈現出人際關係疏離、身份角色混亂、生存價值失落的硬漢 Blade Runner,如何在大企業全權控制的敵托邦(Dystopia)世界中掙扎反抗。


《2020》由眼睛的大特寫開始,《銀翼殺手2049》也如是,透過眼,我們探入人的靈魂,思考複製人的身份問題,進而探詢何為人?人活著的意義是甚麼?我是誰?我在這個世界處於甚麼位置?人有自由意志嗎?值得活下去嗎?To be, or not to be?

三十多年前的《2020》帶出這些問題,三十多年後的《銀翼殺手2049》也是問這些問題,換言之,這些問題是常新的,不論在二十世紀,還是二十一世紀,我們依然發出疑問。

《2020》的爭議點之一,是 Rick Deckard(Harrison Ford 飾)是人,還是複製人?《銀翼殺手2049》將這一點轉化為情節的推動力,主角 K(或 Joe,Ryan Gosling 飾)也不斷在問這個問題,並且不斷查探自己的身份,直至找到 Rick Deckard,真相進一步揭示,複製人也可以生育,帶來奇蹟,甚至嬰兒出自母體,也許有靈魂。

《銀翼殺手2049》的世界,跟《2020》同樣突顯個人自由意志的有限,神一般的大企業總裁追求技術進化,隻手遮天,而 K 要進行複製人的服從心理基準測試,終於不再合格,他的行動意志彷彿是命定一般,他只是大企業和複製人叛軍之間的一隻棋子,但在電影中,人的價值實現於記憶、創造,以至於對於命定的反抗意志(包括 K 與複製人反抗軍團)。

《銀翼殺手2049》的新意之一,是電影中的人工智能(AI)全息(hologram)人物 Joi,她的存在反映了一般對人的理解,只限於靈魂和肉身,如今虛擬的身份也日益重要,而人工智能也發展出愛與欲的情感,當然這些情感也很有可能早已是內置的。

《銀翼殺手2049》有維爾諾夫的作者色彩,身份查探令人想到《母親的告白》(Incendies,2010),反抗的意志通向《罪迷宮》(Prisoners,2013),K 加上 Joe 的名字令人聯想到卡夫卡筆下的 Josef K,卡夫卡對維爾諾夫的影響見於《心敵》(Enemy,2014),而人的有限與被動就可見於《毒裁者》(Sicario,2015),《天煞異降》(Arrival,2016)中命定與自由意志角力的科幻世界,以上統統也在《銀翼殺手2049》中得到回響。


《銀翼殺手2049》大量的文本互涉,想必會在日後帶來許多討論,其中心理基準測試的對話,取自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幽冥的火》(Pale fire),Deckard 和 K 的對話引用了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金銀島》(Treasure Island),更有名歌如 Elvis Presley 的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和 Frank Sinatra 的 One For My Baby。

《2020》的動物意象不少,最重要者當然是一再出現的獨角獸,《銀翼殺手2049》中有蜜蜂和狗等等,但馬是核心動物意象,令人想到木馬屠城的暗渡陳倉手段。

《2020》和《銀翼殺手2049》的音樂、美術和攝影,都是上乘,不在話下,《2020》的雨帶來憂鬱調子,《銀翼殺手2049》以雪告終,在面對痛苦的人世,尋尋覓覓以後,一切又回到單純的情感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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