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很少聽到「鄉愁」，「返鄉下」倒是聽得多。香港以外，幾乎整個中國都屬於北方，這也是我來香港之後才知道的。

余光中在《登樓賦》中寫自己旅美的體驗，「你踏著紐約的地，呼吸著紐約的空氣，對自己說，哪，這是世界上最貴的地面，最最繁華的塵埃⋯⋯紐約有成千的高架橋、水橋和陸橋，但沒有一座能溝通相隔數寸的兩個寂寞。」香港地貴橋多，比紐約還好的是，這裡是華人社會，而且往大陸交通暢達，僅僅只需兩三小時。說到殖民歷史，臺灣的日治時期長達五十年，香港在三年多之後就被英國人接手了。

白先勇在《流浪的中國人──臺灣小說的放逐主題》中，說二十世紀是中國人失敗的世紀，人們處於流離狀態，成了精神上的孤兒。相對於臺灣一海分隔幾十年，內地兵荒馬亂幾十年，二十世紀的香港是個好世界。可是，香港幾十年來抱怨的人和事，偏偏全都來自大陸，所以就像董橋先生，認為沒有文化鄉愁的心注定是一口枯井，也要到「精緻文化傳統」中去尋，中國文化裏不精緻的太多了，從醬缸裡頭掬清泉，不容易；對中國內地產生濃濃鄉愁，更不容易。

幸好鄉愁不僅止是空間上的，也是時間上的，文化上的，最高一層是精神上的。德國浪漫詩人諾瓦利斯說，哲學就是帶著談談的鄉愁尋找家園。海德格爾也說，詩人的天職是還鄉。在香港，鄉愁既不託於哲學，亦非詩歌，而是藏在與古中文息息相關的粵語音調中，在自給自足而生的以香港電影為代表的文化傳統裡。時間上懷鄉，就是香港還是一條小漁村的時候；文化上懷鄉，就是曾經街坊鄰裏的生活；精神上懷鄉，那也不會追溯到中原大陸，而是上個世紀白手興家的豪情；懷鄉，統統都在我城的時空軸上進行。

同樣是島嶼，臺灣的懷鄉有些不同。1950年左右從大陸流亡到臺灣的作家，創作了不少思鄉的文章，余光中的《鄉愁》，林海音的《城南舊事》等，幾乎每一個香港的中學生都讀過。如今，臺灣的紀錄片系列《他們在島嶼寫作》聚焦的正是這一批有鄉愁情懷的作家，包括前面這兩位，還有王文興、楊牧、周夢蝶和鄭愁予，共六位。其中除了楊牧的家鄉是在花蓮，其餘五位都是童年在大陸渡過，少年時期到臺灣便一直留在了那邊。

《他們在島嶼寫作》是對作家們精神故鄉的探測，鏡頭追溯作家意氣風發的歲月，尋找文字之間所透露的「故鄉」的信息。王文興喜孟郊的音韻世界。余光中愛鄉愁裏的逍遙遊。鄭愁予追求的不是實體的故鄉而是自由。周夢蝶的家園是佛。林海音是北京與臺灣之間的跨界作家。在楊牧的記憶中，花蓮的燈塔永遠都在那個海邊。失落了的故鄉，應該去哪裡找回來？《他們在島嶼寫作》提供了示範。

對中國傳統，想說愛不容易，王文興恐怕是六位作家中態度決絕的一位了。他生於1939年的福建，七歲到臺灣，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家變》和 《背海的人》，另有短片小說集《十五篇小說》。紀錄片《尋找背海的人》以破解密碼的方式，逐步接近他的作家世界。其中卻並沒有任何與中國相關的童年回憶。談到受影響的作家，他說的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學，舉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說到完美的文體，他欣賞褔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並提到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是短篇小說的典範。鏡頭跟隨他故地重遊，他不是去福建，而是去了童年時的住所紀州庵。就連他在美國愛荷華大學的求學生涯，他也是帶過。總體上來說，留在在臺灣，他甘之如飴，而且找到了自我放逐的領地。

紀錄片中有一組拍攝他獨自寫作時的鏡頭。家中沒有人，攝像機也應該是沒有人操作，留在書房外。畫面呈灰白。他在稿紙上擊打，又撕碎紙片，就好像在與文字的含糊性殊死搏鬥一樣，是與眾不同的寫作方式。根據他自述：作規律的書寫，小說一天寫三十五字。那一方稿紙正是屬於他的島嶼。

《家變》全文十六萬字，歷時七年，講述的是兒子與「家」之關係的變化。大學助教范曄，對於父母惡言相向，父親離家出走。在等待父親歸來的過程中，范曄回顧了童年：曾經以「家」為避風港，接近家的時候不知為甚麼突間想到家可能已經不在，「在他離家的時候可能遭逢了場巨火，已成為平曠，他迅速向前奔跑，想看個究竟。他奔沖途中跌了兩次跤。」直到小說結尾，父親也是沒有回來的，兒子徹底與之決裂了。至《背海的人》，王文興更進了一步，藉小說人物「爺」的境遇談到人的「放逐」：「而爺就極其喜歡被放逐！放逐是反而得使爺感到自由無牽，一身暢快不絏。放逐在過去得時候是迫害的代名詞，在現代廿世紀則殊屬可能變成自由的代名詞了。」在放逐中獲得自由，亦不失為確認精神家園的方式。

王文興在紀錄片中大多一個人出現，所作之事與其他作家均不同。他出現在公交車站，手裏拿的是最喜愛的孟郊的集子，上面有反覆作註的痕跡。他朗讀自己的小說，配上爵士樂隊的現場擊打，呈現的是他文字間立體化的音韻藝術。跟隨紀錄片提供的二十餘條線索一路下來，就可發現，王文興的島嶼，是最偏離現世最遠的文字世界。

余光中在《逍遙遊》中的生活則熱鬧得多。鏡頭以他的鄉愁為線索，跟隨他和夫人、女兒，回南京，遊石橋、夫子廟、天下為公、蠡湖，又至江蘇的路線，其中穿插他在大學裏與眾人一起朗誦《鄉愁》的場景。所到之處，前後都有不少人員招呼陪同。這些說的是地理上的逍遙遊，也即是快樂的旅遊。好看的一層是導演陳懷恩對余光中詩歌創作風格路徑的擷取，從他早期《舟子的悲歌》中的浪漫，到他成熟時期「在中國文字的風火爐中煉出一顆丹來」的主張，梳理了他以清朗語言去表達繁複思想的脈絡。這是第二層的逍遙遊，在中國古代詩歌的用典，以及現代詩的規範中遨遊，建構一個更加精煉的文化故鄉。

因《逍遙遊》的主要拍攝背景是在中國大陸，所以不由想起一則軼事。中國詩人流沙河曾經寫信詢問余光中甚麼時候回大陸探親，余光中寫了幾句詩作答：「草長如忘／苔深似鎖／只怕是／／找得回蒲扇也找不回螢火／／找得回老桂也找不回清芬」。這首《還鄉》的詩，恐怕比《鄉愁》更能引起內地讀者的同感。人不能兩次跨入同一條河流。不說流亡臺灣，只說一直留在大陸的人們，恐怕也有「找不回」、「難回鄉」的感覺。余光中在臺灣從詩詞歌賦中煉中國文字的丹；在大陸，文字與詩意還在尋找著重接傳統意韻的路徑。

《如霧起時》的鄭愁予則行走在臺灣和美國之間。他追想東門國小、新竹中學等地，也探訪各處好友。到美國時，他拜訪了當年愛荷華大學寫作班的組織者 Paul Engle 的墓地。在 Paul Engle 的墓碑上，有其兩句詩作：「I can't move mountain. But I can make light.」其中 Light，也恰是鄭愁予詩歌創作的母題。在臺北洪範書店2003年版本的《鄭愁予詩集》中，他提到「燈」有48次之多，「歸」更是提到了55次。然而，鄭愁予畢竟是「浪子」性格。2007年11月，他在接受《南方都市報》採訪時說：「我現在想做一個自由的人，想找到我自己的身份。我是一個中國人，如果我想做一個自由的中國人，那我在哪裡生活已經不重要了，如果生活在中國，而不是一個自由人，還是沒有歸宿。」鄭愁予所求尋的故鄉，是精神上的絕對自由。

回頭再問，鄉愁是些甚麼東西？鐵絲網是帶刺的鄉愁。鄉愁是已經逝去了，但還長久留存著的氣味、滋味，是這個島嶼上所缺少的，或正在消失的，或將要被遺忘的。

【原載於《號外》2011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