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犯》和《大追捕》具備同一結構，甚至可以說，後者是前者的重拍版本。（這樣說不無道理，據說《殺人犯》是周顯揚和杜緻朗用了三年時間精心細考而成的首部登台作，可惜劣評如潮，故此有需要來一次重塑。）而兩部作品的差別僅在於位置的觀看角度。兩部戲分別以一組對立的位置作主觀視點交替著：第一部是A看B、第二部是B看A。

《大追捕》除了把戲中幾個父親角色組成鏡像結構（王敏德／張家輝／任達華），還有必要加入《殺人犯》的郭富城（他也是一位父親），整個鏡像結構才可能完備。兩部電影都「不謀而合」用這種形式開始：有一具屍體作為真實客體突然介入，令角色身處的「完美均衡」世界出現動搖。屍體都是本來背負父親位置的人物，而他們突發死去（從社會秩序中剝離）無法編入正常程序，令秩序出現崩裂的可能（由於死去的父親未能以父之名的超我形象統治秩序，令社會成員無法各安其位）。兩部電影都旨在交代，當主角面對此境況，除了追尋那說不清的真相，還面對擔當父親替代物時的焦慮。因為他發現父親位置的「危險性」：一方面，父親可以私自制定律法，另方面，害怕自己的享樂模式表現太過明顯，令其他人侵優甚至故意奪去享樂──女人（女兒）就是那個快感源。

父女關係的真正問題不是兩者太疏遠（這種疏遠不過是問題源頭的應對策略），而是兩者太接近。父親不知如何靠近這個致命物，因為過份接近會突顯了亂倫危機。任達華所演的角色正面臨這種困境，他必須操持既有秩序的父親角色去對待自己女兒。當然，這種刻意的距離更反映其焦慮──「她到底想從我身上要求什麼？」此問題反照出他面對女兒時所預設的觀看角度，而父女關係産生的距離感似乎保障了兩者。恰好相反，王敏德所演的角色則利用父親身份去佔有女兒，他制定律法是為著自己享受，這交代出父權角色的強大淫穢性。總言之，王和任就是被稱為「父親」的硬幣之一體兩面，「父親」硬幣的整體性通過位於兩極的操持方式得到完滿。

《殺人犯》和《大追捕》的主角──郭富城和張家輝剛巧也是一個對立面，一個想維持現況，另一個則企圖入侵而形成破壞。故可進一步說，張就是另一個「乞兒仔」（從父親位置的角度看，他要非法進入，取得快感）。而郭則是王敏德（在侵入者眼中，他是獨自享樂的淫父：《大追捕》裡王敏德、《殺人犯》中娶了「靚老婆」的郭）。在這個層面上，他們的對立性是一體兩面，因為他們本質上的享樂形式是一樣的，而唯一分殊是位置上的分別。父必須驅逐這個相似物，因為父從侵入者的行為見到自身。所以，在《大追捕》的闡述中，通過長相相同的兩位女兒──這個影象性中介，王敏德和張家輝得到了同一性：他們既是父親又是侵入者。

兩部電影的結局都一樣，要死去的父親以父之名的超我形象把象徵秩序修補。故此，張家輝最後的一個問題：「如果我可以和自己女兒一同成長，情況會怎樣？」我可以回應一句：周顯揚將判定你會亂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