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印度到中國》的新時代啟示



看《從印度到中國》有種回到過去的感覺。雖然演員說的是印度話和普通話,英文字幕,但畫面全都是港產片八九十年代的電影橋段、武打動作場面和笑位(punch lines),可以說是一套寶萊塢的《功夫熊貓》,都是港產片的功夫喜劇的改裝(makeover),感覺十分親切。此外,在文化中心大劇院看,空間感培增,遠近都聽到笑聲、掌聲不絕,那種氣氛好像回到了從前在大戲院看電影一樣。《從印度到中國》不但說一個小伙子Sidhu從印度市集削薯仔到中國打功夫尋夢,更是為香港人重溫輝煌的港產片時代。



從印度到香港

 

導演尼基阿旺尼(Nikhil Advani)是香港動作片影迷,也是戲中主角劉家輝的粉絲,看過《少林三十六房》很多遍,就像昆頓塔倫天奴(Quentin Tarantino)的《標殺令》向六七十年代的邵氏武俠片致敬一樣,套用很多香港動作喜劇的橋段和模式,所以《印》片拍出來很有香港味道。無疑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武打動作片對外國的電影有很大影響,現今荷里活電影的動作指導或導演都是由香港來的,《廿二世紀殺人網絡》的袁和平、《生死格鬥》(DOA Dead or Alive)的元奎。所以說「從印度到中國」,不如說是「從印度到香港」。這種功夫喜劇的類型甚至可以以1978年袁和平的《醉拳》為原型。 

 

兩者都是說一個成長的故事,無所事事、頑皮淘氣的小伙子經訓練後變成一代英雄,受人敬仰。Sidhu和成龍的黃飛鴻都是因復仇而接受訓練,他們的轉捩點都是因受凌辱而來,最後也是以解決這個屈辱而完結。訓練他們的蘇乞兒和Chiang Kohung都是裝瘋賣傻,離經叛道的前輩。訓練用的都是一些日常練習,可以家務、工作的勞動來練功,像Sidhu要用木竹滾麵團練金鋼手(Iron forearm),1984年的《龍威小子》(Karate Kid)明顯地也運用了這種練習模式,不是傳統的紮馬練功。在最後的一戰,他們都是以無招勝有招打倒對手,黃飛鴻自創醉拳最後一式,Sidhu以養父Dada的一句 “Believe in yourself”,發揮自己的長處,幻想壞人Hojo是薯仔,以金鋼手擊斃對方。當然片中還有許多畫面、情節都是香港人耳熟能詳,不論是在《滿城盡帶黃金甲》的故宮、《色.戒》的街頭勁歌熱舞,像《功夫》的豬籠城寨一樣的村莊,Sidhu如《功夫》的周星馳飛上天,但這些除了呈現了外國人對中國的想像之外,也說明了香港電影在合拍片、全球化的論述旀下新時代的位置與地位。 

 

香港電影還剩下什麼?

 

當我們為香港電影的武俠類型、動作片在全球電影獨一無二的位置感到自豪的時候,我們的電影還剩下什麼?香港電影由90年代每年出產二三百部到現在五十部,剩下的只是別人對我們那段輝煌時期的形象模仿。這段時期就好像《印》那個傳說中的英雄劉勝(Liu Sheng)和Sidhu常求的印度神明格涅沙(Ganesha)。他們在故事裡都是缺席(absent)的,沒曾真正幫過村民和Sidhu,但是他們都很敬拜神明和英雄,希望能為他們解災解困。我們常常聽到人們概歎香港電影大不如前,往往有種懷舊的(nostalgic)情懷,卻沒有實際去想怎樣做,就好像村民祈求再世劉勝回來,在Hojo手中拯救出來。其實香港電影需不需要再世「劉勝」?還是生產一個新的「劉勝」? 

 

不錯,我們的電影給人家的形象往往停留在武打動作、警匪片,但同時我們也有荷里活導演翻拍的《無間道》、《見鬼》。當然不是說我們只有奴隸式地為了外國片商垂青來做電影,而是我們的電影的形象也不是停留於過去的。 

 

文雋說周星馳的時代已經過去。或者再準確一點是香港的周星馳時代已經過去,因為中國的,甚至世界的「周星馳」正慢慢成長。其實香港電影很多時代已經沒有了,不單周星馳式的喜劇,好像殭屍片、硬橋硬馬的黃飛鴻、國語片、三級片等等我們都很難再可以在大銀幕裡看到。這些都不無與製作電影的環境、技術、明星的素質、政治經濟、社會氛圍有關。然而香港電影不是走投無路,筆者認為香港電影可以在合拍片與全球化等等的話語底下還原再做(unmake and remake),就像Dada告訴Sidhu不要相信那個看似得到格涅沙顯靈的薯仔,用你自己最熟識的東西,配合所學到的功夫去應付敵人。 

或許新的時代離我們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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