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形容《賽德克．巴萊》是史詩式電影，指其內涵豐富，可讀性甚高。如果說這電影是史詩，可以宏觀地談論它如何再現大歷史，也可以微觀地看某些角色怎樣看待這段歷史。當中花岡一郎的心理掙扎，可說相當有代表性。

暗中被語言殖民

其實花岡一郎於電影中不只一次問他的義兄弟花岡二郎，到底應該給日本人文明地統治，還是讓族人自己選擇未來的路。族人起事反抗日本人時，他和二郎都沒有阻止，甚至有意配合，讓族人取得槍械作武器；但看到族人殺了不少人後，又感到後悔。跟族人集體撤離村莊時，兩人在牆壁上留下一道以日文書寫的陳情書。

陳情書中，兩人以「蕃人」形容自己的族人。「蕃人」於日語中乃指稱未經開化的人，不無貶義。兩人如此稱呼跟自己血緣相親的族人，未必跟日本人一樣自以為文化高人一等，把為賽德克族人聚居地帶入種種文明世界的建設，視為文明教化。可是，這吊詭地印證語言本身的霸權性質：就算兩人沒有這種心態，可是運用語言時，本身已帶有對賽德克族人的歧視。正如一些語言學家說，「不是人『說』語言，而是語言『說』人。」兩人在不知不覺間被語言殖民，站在日本人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族人。

穿起民族服切腹

如果陳情書還可說是兩人的共同「創作」，那麼花岡一郎選擇死亡的方式，便可更清晰看到他的心理掙扎。花岡一郎和花岡二郎均選擇死亡，作為對族人反抗日本人的回應。前者換上了傳統的賽德克民族服飾，並以賽德克族人慣用的利刃，以切腹的方式自盡。自殺前，他問二郎到底應該進神社（代表日本）還是去彩虹橋（代表賽德克族的傳統歸屬）。二郎答他甚麼地方也不要去，儘管用刀切開所有的煩惱。

二郎的答案，似乎是為一郎創造「第三空間」，作為他的真正歸屬。可是，一郎死前的穿戴、自殺用的工具和方式，都混雜著濃烈賽德克和日本的文化象徵。以賽德克族的刀來切腹──以混雜的姿態作為自我的文化選擇──就等如可以脫離兩者與自己的關係，從而到達既非賽德克，亦非日本的所在嗎？其實，這或許只能說明他連身體也成為兩種文化的角力場，到死也脫離不了兩者的影響。

矛盾悲情的臥底

花岡一郎既無法完全認同日本，才有「縱容」族人起事；又無法認同族人「血祭祖靈」的風俗，才會寫陳情書，跟族人「劃清」界線。兩邊都無法構成穩定的認同，但又未能找到真正認同的所在，這跟香港人的（後）殖民狀況可謂相若。

九七前後香港出現的一系列「臥底」電影，呈現了香港人左右不是人的心理狀態。花岡一郎既擔任日本警察，但到族人起事時又暗中相助，可說是一名「臥底」，同樣面對左右不是人的自我衝突。結果，他做人不成，唯有做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