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麗正確的失敗之作──《東方快車謀殺案》new



當一部電影經過各種精密計算,要有的都有了,從票房角度來看必然是萬無一失的──從原著讀者所提供的廣大鐵粉,到龐大華麗的卡士確保不知劇情的觀眾亦會踴躍進場;從內容方面的懸疑、推理、動作、溫情各種元素匯聚,乃至大玩攝影技法、CGI 大場面、各大電影明星的演技大鬥法,可謂極盡視聽之娛──在簡尼夫班納(Kenneth Branagh)自導自演的《東方快車謀殺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2017)中,從商業到政治的計算皆可算是貫徹始終且極度正確,但亦可謂機關算盡太聰明,若與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原著小說作一比較的話,電影可說是徒具其形的失敗之作。


電影從一開始便不吝篇幅地加插不少原著所無的情節,這些情節很大程度上是以畫面的華麗為首要考慮,背後內涵卻顯單薄。電影開頭便以東方主義作為賣點,通過一名中東僮僕的邀請帶領觀眾瀏覽耶路撒冷的風土人情;為帶出白羅的神機妙算,安排案件發生的地點、人物和事件分別是哭牆、三名神職人員和神壇聖物被盜,一切無疑是為了迎合觀眾的遠東想像而刻意營造的異國情調。為了更進一步迎合觀眾口味,電影中的白羅更恍如福爾摩斯上身,不但從現場環境蒐證找出犯人(而非通過「小小的灰色腦細胞」的推理),還竟然未卜先知地在哭牆上預先插上手杖截停犯人(預示電影後段福爾摩斯式的闖門而入與打鬥動作戲)。相比起來,小說一開始白羅便已身處敘利亞阿勒坡(Aleppo)的列車上,基本上全書從頭到尾沒有任何有關東方異國情調的營造和書寫,節奏明快。儘管阿勒坡現於戰火之下自是無法作為電影拍攝場景,也明白要照顧主流觀眾和出於電影視覺化的考慮,只是心中嘀咕:情節和人物設定可否白羅一點?

電影的此一開頭預示了整部作品為了迎合庸俗趣味的刻意斧鑿,例如為營造畫面和迎合觀眾期待而添加一些不惜扭曲原著設定的細節,在此一取捨原則下,結果是同時刪去原著中嚴密而教人驚奇的推理部份,以及由此所引申出何謂及如何實踐公義的探討。電影由始至終加入許多與劇情無關的雞肋情節,僅為博君一粲:為強調白羅對於對稱平衡的執著,不惜加入踩牛糞的一節;為營造東方主義色彩而加入土耳其燒餅的情節,更不惜把白羅塑造成饞嘴嗜甜的形象(只為了預示之後白羅與雷切特分享蛋糕?);遇見鐵路公司的布克先生的一節,加入他與妓女一起以營造浮誇公子形象……這些細節的加插都頗嫌油滑,失卻原著的那種韻味深長的幽默。此外,為增加米雪菲花的戲份以及讓她有更多演技發揮,電影中加插其角色被凶器插進背部的情節,但這與劇情推理之間的關係令人摸不著頭腦;解謎部份的手槍考驗,一方面已流於套路難令觀眾有所驚喜,同時亦導致失落了原著中對於第一個選擇的精采闡述。電影中最教人驚艷的畫面,大概只有所有嫌犯同坐一桌的「最後的晩餐」的一幕。

電影中另一最大改動,便是小說中的英國上校阿布思諾與醫生兩個角色合而為一,變成了一名黑人醫生,這無疑是電影出於政治正確的考慮所作的設定,放在相應歷史時空卻顯得突兀。小說中的阿布思諾上校與死者秘書麥奎恩深夜談話的內容天南地北,包括世界政局、印度政府,英國的財政問題、華爾街危機,對史太林只是輕輕帶過;在電影中兩人談論的內容卻僅集中在史太林,無疑也是在政治正確的前提下避重就輕,把今日的歷史時空置換到過去了。

總括而言,是次改編把原著中的故事人物抽空,僅餘下外殼來承載不同的華麗畫面,並配合各種荷里活商業和政治計算。這是商業片的大趨勢,對於重視電影裡文學內涵的觀眾來說,卻只能望而興嘆。續集選取《尼羅河謀殺案》為改編對象,明顯也是看中故事所蘊藏的東方主義色彩和恩怨情仇題材的賣座力,最終會否同樣淪於以上商業通俗化的改編窠臼,筆者未敢樂觀。

附帶一提,電影字幕將 Hercule Poirot 譯作艾喬柏賀,違反阿婆粉絲的叫法,而且其譯名居然可以在電影的不同地方有不同譯法,或令不熟悉原著的觀眾感到困惑。另外,電影其實開了一個不錯的小玩笑,白羅說自己不是 Hercules,不會打獅子,典故出自 The Labours of Hercules,在此書中阿婆以古希臘神話英雄 Hercules 的十二項豐功偉績為框架,創作了白羅的十二樁案件,其中第一樁案件便是 The Nemean 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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