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歐美頗喜歡趁名人的生辰或逝世滿若干周年的紀念日推出傳記電影，例如 Edith Piaf、Coco Chanel 等；去年適逢達利（Salvador Dalí）逝世二十周年，就有了這齣《達利和他的情人》。電影的原名叫 Little Ashes，中譯為《小灰燼》，這名稱其實來自著名的西班牙詩人兼劇作家羅卡（Federico Garcia Lorca），「我們都是這世上的小小灰燼，也許曾在畫布上駐足，但在數千年後，都將歸於塵土」，戲裡羅卡就給達利一幅畫作起名為《小灰燼》。

商業計算的港譯戲名

電影的主角其實是羅卡而非達利，電影也是透過羅卡側寫達利；只是扮演達利的是當紅美男子羅拔柏迪臣（Robert Pattinson），而事實上論國際知名度，達利又在羅卡之上，於是發行商就改了現今之戲名，並將宣傳重點放在達利身上。那張電影海報，柏迪臣跟貝爾登（Javier Beltrán，羅卡的扮演者）兩個人頭也是大小懸殊，男主角慘變配角。在商言商，這原是無可厚非，只是觀眾進戲院時一直以為達利是主角，現在雖未至於掛羊頭賣狗肉（達利的戲份也極重，跟羅卡差不了多少），但多少會影響到觀眾對電影的理解。

故事的背景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的西班牙，正值佛朗哥開始掌政的時代，國家被軍人、教會、保守人士所掌控，百姓的自由慘被踐踏，軍隊殘殺甚至屠殺異己的事不斷發生。主角羅卡年少時就在這種炮火聲中成長，這經歷令他成為一個自由鬥士，一生為西班牙的民主奮鬥，最終以卅八歲青年之軀壯烈犧牲。故事描述兩位天才不為人知的同志情緣，不過電影不止於此，同志情節底下還有更深刻的主題──「自由」。電影以羅卡、達利、布紐爾（Luis Buñuel）三位大學生的同性愛慾來表現自由如何被遏制，以及人面對打壓的不同反應。

被遏制的自由

本片是齣傳記電影，達利本人一生否認是個同性戀者，不過導演聲稱經過仔細研究達利與羅卡之間的書簡，認為他們肯定有事情發生過，並指出達利於風燭之年終承認曾跟羅卡有深厚的感情。姑勿論同性戀的說法是否屬實，電影畢竟是電影，本來就不必當真，也不能當真，分析評論一部電影，也應從作品本身的主題與藝術水平著眼。

電影以達利入讀馬德里大學認識羅卡與布紐爾開始，以羅卡的死訊結束，由始到終扣緊兩人的關係變化；整齣電影充滿著沉重的壓抑感，而主人公的不幸，正是國家人民沒有民主自由所致。戲裡三位知己好友都是同志，但只有羅卡一個肯承認並堅持自己的性取向（結果在槍決時比別人多賺了一槍），其餘兩人都畏於社會壓力不敢面對。達利還好一點兒，畢竟好歹也嘗試過；布紐爾則只懂以恐同言論掩飾內心的慾望，由始至終不敢向羅卡表露埋在心底的愛意。

愛情與政治的關係

要了解這齣電影，不能離開當時西班牙的獨裁背景與羅卡其人的奮鬥目標。布紐爾的恐同言論跟佛朗哥政權的殘忍嗜殺是平行的，交織成一股令人噤若寒蟬的保守政治氛圍。電影畢竟不是政治論文，必以人的故事／情事為中心，大環境與小人物兩相對照，從而思考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社會、與世界甚至與命運的關係。在人的各項權利當中，最基本的就是對身體的支配權，其次是戀愛的選擇權。當然，戀愛權（包括性權）其實也是身體支配的一種，因為戀愛與性交都需要透過身體的投入方可完成（精神上、網路上的不算）。只是戀愛跟一般的身體支配，例如衣著、舉止甚至到腳的大小等等，在層次上有所不同，是故獨立為一個單項。因此在文藝作品中，經常以戀愛自由作為個體自由的象徵，本片也不例外，羅卡就是最佳寫照。

民主鬥士羅卡

羅卡一生追求民主自由，反對法西斯統治，以詩歌、戲劇、座談會表達信念與理想。布紐爾埋怨此地太令人窒息，叫他一起到巴黎發展；羅卡卻擲地有聲的說：「到自由的地方爭取自由，能發揮什麼作用呢？這裡才是我爭取自由的地方。」隨後他說出童年時在維加的炮火經歷，述說如何目睹同鄉被屠殺的慘況，他愛他的土地與同胞，他不能到外國去。他原來不必這樣犧牲的，當時的馬德里尚算安全，但他為跟家人一起，不顧布紐爾的勸告，堅持回到家鄉維加，才會給軍隊抓到，繼而遭到槍決。

羅卡同時是個同性戀者，到死仍然深愛達利；這是他的真我，也是他的人權，到死仍然堅持，就像他堅持革命一樣。正因這原故，當他被射一槍奄奄一息時，槍手說了句「同性戀不那麼容易死的」，然後再補一槍，才將他徹底了結，同性戀跟民主自由到此完全融合，他同時死於革命和同性戀。事實上，同性戀也如同革命，是對軍隊、教會、保守的父權體制最大的挑釁；一個社會如果容得下同性戀，這個社會就有自由。

兩情相悅的熱戀

戲裡羅卡雖熱烈戀上達利，以致令達利陷入苦惱，可是羅卡從來都不是單方面的。兩人的故事從達利窗前偷看羅卡開始──達利偷看樓下的羅卡，給羅卡發現，達利馬上伏在窗前裝睡，然後羅卡會意地笑了；之後達利準備作畫，聽到腳步聲，以為羅卡上來，馬上布置道具（佛洛伊德的書），把畫筆丟到地上，假裝拾起而「碰巧」跟來者遇上，那知上來的竟是布紐爾。從一開始，達利就表現出對羅卡極大的興趣，往後的日子，達利都圍繞著羅卡團團轉，羅卡跟馬德蓮娜（Magdalena，羅卡有名無實的女朋友）一起的時候，達利就會出現，最經典的就是「走廊跟蹤」一幕。不只是羅卡給達利迷住，達利也完全心向羅卡，這不是「好朋友」會有的表現，好朋友的眉梢眼角不會充滿情慾，更不會對對方的吻既緊張又渴求。達利跟羅卡的互動已足夠說明達利對另一位男性的愛慾，只是達利無法克服內心恐懼，致令他後來要急急逃離。

戀愛逃兵達利

達利跟羅卡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沒有界限（no limit）」。每次他嘗試跟羅卡更進一步時，都非常的驚懼，於是反復說這句話激勵自己。但他越是強調 no limit，越是證明 limit 的存在並不可逾越。達利的界限並非天然的性向界限，而是來自社會的道德規範，每當他要投入跟羅卡的愛情時，耳畔就會響起人群的嘲笑聲，令他沮喪崩潰。抗拒羅卡，不是因為他是「直」的，而是出於恐懼。

達利雖然狂妄，但個性不夠堅執，容易妥協。電影一開始，達利就以中性打扮的異服亮相──長髮及肩、衣袖堆著花邊，從頭到腳都跟周圍的男同學形成強烈對比，讓大家看得目瞪口呆。可是過了一段時間，他卻主動把頭髮剪短，把花邊剪掉，雖然仍流露纖弱的氣質，但起碼外觀上已經回歸主流男性形象。這段戲就是要表現他的妥協，根本沒有人批評他的打扮，也沒有人給過他壓力，是他自己主動繳械的；這妥協反映了他「外狂中乾」的性格，輕狂之中充滿驚懼。這正好解答他為何會懼怕他人恥笑而逃離，而且某程度上也說明了他為何能在巴黎和紐約那麼吃得開、那麼懂得炒作自己，他是個會因應外界需要／規矩而改頭換面的人。他知道市場需要什麼、接受什麼，他就提供什麼，因為他也知道自己要什麼──就是名與利。達利跟羅卡不同，他追求的不是個性解放與人民福祉，而是藝術市場的吹捧與主流認同，所以他們後來分道揚鑣也是必然的。電影最後一個鏡頭正好把達利定義為演員──妻子兼經理人卡拉在房外說「客人來了」，他應聲放下痛失愛人的悲傷情緒，走出畫室會友，那完全是一個演員走出虎度門的一刻，這暗示他終其一生都要戴著面具做人，不能真誠的表現自己。

有口難言布紐爾

至於布紐爾這個躲在「衣櫃」密不透風的同志，電影著墨不算太多，他的作用主要是給電影提供具體的恐同情景，而這情景正是當時令人窒息的保守政治氣氛的縮影，衣櫃同志的身分令布紐爾身兼逼害者與受害者兩個角色。布紐爾是三個同志角色當中最隱藏的一個，因此電影在這方面的描述也最含蓄，主要以三場戲來刻劃他的情感掙扎（順道一提，演布紐爾的那位也極好，滿腔柔情說不出口的痛苦，演來不溫不火，入木三分）：

第一場戲是假後歸來。剛從家鄉回校的羅卡看到達利在他的房間為他構思舞台裝置，愛侶小別，正情不自禁擁吻之際，布紐爾敲門過來，看到他們二人，意識到有些事情正在發生，剎那間五內翻江倒海，把氣氛弄得頗尷尬。

第二場是那段打架戲。布紐爾跟同學在活動室開會，羅卡跟達利則在窗前輕鬆地聊著。達利邊畫畫邊聊天，羅卡深情地看著達利，全神貫注，彷彿整個世界只剩他們倆。電影使用主觀鏡頭去捕捉這甜蜜的時刻，再剪接布紐爾妒忌的眼神，道破他的心事；布紐爾看著看著，終於受不了，便尋釁滋事打將起來。

第三場表達得更明白，布紐爾偷看了羅卡的日記，之後就跑到同性戀者的活動勝地，身旁一對一對的同性情人走過，他站立街頭獨自懊惱。然後鏡頭一轉，已是早上，陽光灑落身上，他仍站在那裡，一夜未眠。忽然有位男士經過，他迎上前去，男士跪下，正要給他口交，他突然發難，打了那個男的一頓，最後離開。這一幕是要揭露他的真面目，再對照他平日的恐同言論，他內心有多痛苦就不言而喻了；同性的愛慾越澎湃，他內心的恐懼越強烈，然後對同志的攻擊也就越兇猛。導演的處理相當高明，以含蓄的手法表達最壓抑的情感，點到即止，盡量留白，給觀眾自己體會；透過布紐爾的烘托，令達利的掙扎與驚懼得以立體化，因此布紐爾這幾段戲是不可少的。這也能解答布紐爾為何積極鼓勵達利到巴黎發展，他妒忌達利，想要拆散他們；當然這不見得是全部的理由，事實上達利跟布紐爾也是好朋友，鼓勵達利離開該有善意的成分，只是當中的人性黑暗面也不應忽略。

讓人心碎的電影

整體而言，電影拍得細膩動人，貝爾登演活羅卡這角色，在愛情面前多情善感、脆弱無助；面對不公義的政治現狀，卻又勇敢剛強，義無反顧。電影把羅卡這角色塑造得太完美也惹人憐愛，令人對同性戀的抗拒降到最低，加上演的也是如假包換的俊男，相信女性觀眾也會相當受落。隨著光影的變化，觀眾彷彿與羅卡同呼吸、同起伏，為他擔心、為他心疼；到槍決一幕，筆者頓感心臟抽搐，熱淚盈眶，而同行的女友人也激動不已，心情到翌日仍未平復，這大概就是電影敘事的威力吧。

至於達利一角，導演顯然不大認同，他安排由羅卡當主角，並將羅卡拍得如斯美好，去對比達利的狂妄愛財、逃避真我、只要成名。其實達利也不一定盡是貪戀名利，他先到巴黎，再去紐約，接受過民主文明的洗禮，回過頭對左派及共產主義不以為然，可以是一個智慧。相反羅卡就沒這個選擇，只能親近左派，而大家現在都知道，這不是一條出路。達利見識過世面，可能真的比羅卡等人進步也說不定，只是他習慣用狂妄的賣相去表達自己，讓人很難透達他的內心，容易引起誤會（其實天才常常都是這樣的）。電影或許可以結合達利的作品進一步挖掘他的思想，令角色塑造得更細緻、更立體，不像現在只具放肆的外表而欠豐富的心靈；一位藝術家，尤其像達利那樣的大師，不可能只有市儈貪財、縱情聲色那樣膚淺單薄。

可惜電影的主線不在達利那裡，又或者導演根本沒有這方面的意圖，以致角色後期只能根據羅卡的想像與布紐爾的批判呈現出來，令觀眾的情感認同都落到羅卡身上，而達利就越演越不可愛了。不過話雖如此，論拍攝成績，本片其實已相當美滿，這是一齣既好看又讓人心碎的電影；那麼少的戲院、那麼少的場次，也太委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