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黛絲姑娘》的事(1)



一、To Sharon

在電影《黛絲姑娘》開始時的演職人員介紹字幕最後,有單獨出現的一行小字寫著 "to Sharon"。沙倫(Sharon Tate)是波蘭斯基的第二任妻子,1969年在有孕八個月的時候被曼森家族(Manson Family)殺害。

當時波蘭斯基正在英國準備拍攝《一種具有理性的動物》(此電影拍攝計劃後來被取消)的前期工作,因想讓孩子在美國出生,所以妻子沙倫決定獨自搭乘輪船返回洛杉磯,想不到碼頭的離別竟然是他們的最後一次見面。二戰期間母親死於集中營,父親則下落不明,繼此童年創傷後,波蘭斯基又一次失去家庭,陷入孤絕。用命運多舛來形容他是合適的,其後幾年,電影創作成為他疏解精神抑鬱的寄託,1974年憑《唐人街》(Chinatown)黑色陰冷的敘事質感獲得各界青睞。即便如此,四、五年後,他因強姦未成年少女的罪行從美國逃走,聲名狼藉,從此流亡歐洲。

在波蘭斯基諸多從文學改編而來的影視作品中,《黛絲姑娘》的故事原型相對來說是最具女性視角的一部。他之所以選擇托馬斯‧哈代的這部小說,是因為妻子沙倫曾經視之為最喜歡的作品,並在返回洛杉磯之前,特意在臥室留下它給波蘭斯基閱讀。到1978年,波蘭斯基正式決定啟動《黛絲姑娘》的拍攝時,他不但已經將小說看了好幾遍,「內容差不多都能背下來了」。


二、偶然的宿命

看波蘭斯基的人生經歷與電影作品,難免會覺得有些詭異。他的一生彷彿被黑暗的力量操控,而其作品卻又總是嘗試遭遇並描畫這巨大的陰影。《魔鬼怪嬰》(Rosemary's Baby, 1968)是他早期創作中極為成功的驚悚電影,被傷害的女人,被戕害的孩子往往令人無法忽視它與後來曼森慘案之間驚人的相似。《怪房客》(The Tenant, 1976)中詭異的身份轉換,以及心理危機──按照波蘭斯基的自己的說法──他當時陷入對殺害妻子的兇手的狂亂的臆想中,無法自拔,這種情緒多少投射在這部電影之中。對於命運操縱者的探詢,波蘭斯基往往是執著、陰沈又悲觀的。

儘管作家托馬斯‧哈代非常不情願被扣上悲觀主義者的帽子,但在《黛絲姑娘》小說中種種對黛絲命運的暗示,又不能否定哈代著意描繪「眾神的捉弄」。其中最好的例子莫過血掌印(cross-in-hands)石碑。黛絲被安吉爾拋棄,近乎絕望時,以為這塊石碑是上的掌印是所謂「神蹟」,於是跪下祈禱。路過的老農告訴她:跪拜這塊石碑會帶來厄運,因為這手印是一個飽受折磨的罪犯於死前留下的。飽受折磨的罪犯,也正是黛絲的結局。

在波蘭斯基的回憶錄中,評論哈代小說原著的篇幅並不長,可幸句句抓住了故事的要害。他認為哈代關注的重點並不是呈現一個女人的內心世界,而是「對其因果關係進行探討」,其答案是「一些小小的偶然事件」衍生出了黛絲一生的苦惱。哈代與波蘭斯基有一致的想法:悲劇的造成,並不是邏輯嚴謹的因果,反而近是些不符合推演的微小事件令人生悲劇性地脫軌。投身故事中的人,都不能抑制住「當初倘若早一分鐘/晚一分鐘」的假設,以及驚心動魄的 what if 式的反覆追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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