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流逆流──《同流者》



為甚麼要再看《同流者》(The Conformist,1970)?我立刻想起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論及後現代主義與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不止一次提到《同流者》,視之為「懷舊電影」(Nostalgia film),他認為這些電影傳遞昔日時尚,形成虛幻的美感景象,教觀眾遠離當今身處時代的具體經驗。


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曾經投入他所身處的風起雲湧的六十年代,他追隨的柏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他仰慕的高達(Jean-Luc Godard),都介入時代現實,左傾意識形態份外顯眼。貝托魯奇曾經加入共產黨,但從他的電影我們可以知道,他的立場搖擺──不論是《革命之前》(Before the Revolution,1964),或是《同流者》,還是較近的《戲夢巴黎》(The Dreamers,2003),相似之處,就是主角不能擺脫資產階級身份的「魔咒」,就正如貝托魯奇自述:「我對馬克思主義浪漫而熱切的信仰被布爾喬亞的出身吸收回去。」這是因為貝托魯奇的父親為世襲地主,家境富裕,他思想上認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但面對現實又談何容易呢?

《同流者》的主角 Marcello 面對現實,內心掙扎。影片開始時,他坐在紅光與黑暗之中,教人想起司湯達(Stendhal)的小說《紅與黑》(Le Rouge et le Noir)──不錯,當年《革命之前》正是改編自司湯達的《帕爾馬修道院》(The Charterhouse of Parma)。又若果紅代表了軍隊,黑代表了教會,那麼我們可以引伸出 Marcello 的焦慮與壓力,來自政治與暗殺任務,以及婚姻、階層與道義。

Marcello 要暗殺自己的老師、哲學教授 Quadri(名字有「四」的意思,指向角色之間的四角關係,甚至 Marcello 的人生四個階段),同時對 Quadri 的妻子 Anna 念念不忘,當中的弒父戀母心理,已有不少人說過──包括 Quadri 在貝托魯奇心目中就是高達,影片中還將高達的電話號碼公告天下。

Marcello 在前赴暗殺的過程中,不斷追憶往事。當貝托魯奇以幻想建構三十年代的意大利,徜徉於浪漫的巴黎,同時他也透過 Marcello 的回憶建構主角的成長、性格和身份,雙重的結構儼如防火門隔開了現實,政治口號、意識形態主張和國際歌都教 Marcello(多少有貝托魯奇的心理投射)厭倦了,他不要再面對。


不想向左走,便要向右走? Marcello 的思想中沒有絕對性,只會隨波逐流,他借婚姻趨向正常人的生活,借投誠表現自己是法西斯政權的同流者。然而政府和瘋人院一樣,光怪陸離。世事常變,一切注定 Marcello 的努力不過是白費心機。Marcello 完成了他的任務,鏡頭一轉,墨索里尼政權卻在四十年代倒台,他在燈火闌珊處知道當年的同性戀司機依然在生。Marcello 徹底崩潰了,他背後再沒有絕對信念支持他。至此,Marcello 的人生四階段也終於分明了-烙上陰影的童年、婚姻與正常生活的追求、同流者或機會主義者、逆流者或逃避主義者。無疑,Marcello 是可憐的人物,活在錯誤的想法裏,過了半輩子,這些道明了在現代處境中,沒有信念和真知的個體是多麼虛無,一如洞穴裏的囚徒(柏拉圖的洞穴不單由 Marcello 道出,更在片末具體地呈現了)。《同流者》也許懷舊,充滿頹廢而虛幻的唯美感,但當中的荒謬感與輕淡的批判與反省,興許仍帶有一點點積極的意義。所以,我們要看。


延伸閱讀:
Alberto Moravia: The Conformist, South Royalton, Vt.: Steerforth Italia.
詹明信,吳美真譯:《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台北:時報文化
柏拉圖,郭斌和、張竹明譯:《理想國》,北京,商務印書館
Donald Ranvaud, Enzo Ungari著,顧明修譯:《貝托路齊如是說》,台北:遠流出版
Robert Phillip Kolker: Bernardo Bertolucci, London: BFI Pub, 1985.
Claretta Micheletti Tonetti: Bernardo Bertolucci: The Cinema of Ambiguity,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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