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說故事?



在小說的領域中,「誰在說故事」這問題不難解答,就是分成第一身及第三身兩大類:前者有一個「我」在向讀者說故事,「我」可以是作者本人,也可與作者無關。第三身敘述通常讓讀者化作「監視」一切的天神,看電影般觀看故事的發展。兩者以外只佔極少數,此處不談。

電影呢?你或會答:「旁述的那位就是敘述者」,例如《鐵達尼號》(1997)的女主角露絲,或《阿甘正傳》(1994)的阿甘,都是借他們的口,向電影裡其他人物(亦包括我們)講故事。《鐵達尼號》及《阿甘正傳》講故事的性質並不相同,「現世」露絲說的話不多,畫面代替了她的敘述。阿甘卻不時旁述,因為他的童眼看世界,襯托故事的奇幻,以及人善天不欺的電影主題。

好男好女

旁述者只是電影敘述眾多工具之一,電影可以用影像、聲音,甚至時間節奏去取代文字,為甚麼那麼多電影還要利用旁述?阿甘說故事很親切,而露絲也是故事的「生還者」及「見證人」,代表了故事的真確。小說《白鯨記》就是用故事的唯一生還者以實馬利敘述,尊侯斯頓的電影改編,適量保留以實馬利的旁述,但始終不會由他從頭講到尾,因為文字的描述,可改以影像表達。

黑澤明《羅生門》(1950)以不同人物敘述同一宗殺人案,敘述者之間互相矛盾,不但無助重組真相,更顯出每人都不可信。但這設計來自原著(芥川龍之介《竹藪中》),難說是電影版的原創。奧遜威爾斯《大國民》(1941)以不同敘述者去勾勒主角的一生,雖不至如《羅生門》對同一件事有殊異的描述,仍有觀點與角度的不同。

從《大國民》及《阿甘正傳》的例子可見,在描述人生的電影中,旁述者是很好用的敘述工具,他們亦多數是故事裏的一份子,甚至是主角。六月選映的兩部電影《舞會請帖》(1937)及《好男好女》(1995)正是以真實或虛構的人物生涯作為題材,但如何運用敘述者,各有特色。

《舞會請帖》的女主角,事隔十五年後去找和她跳過舞的幾個男人,他們的人生通常都過得不好,更有人為她自殺。上述談過的影片,不論敘述者說幾多話,電影還是以影像去展現故事。《舞會請帖》卻反其道而行,男士們的失敗人生沒有用影像重現,由他們以言語描述。「親身說法」有多重功效,例如把人生的遺憾寫得更苦澀、也更像現實。自殺死掉那位的故事,由他母親敘述。導演小心地透露線索,我們慢慢知道男人為情自殺、其母憶子成狂的真相。片中唯一的影像回憶,是女主角十五年前的舞會,但結尾我們發現她一直美化了回憶,當年的舞會沒她想像般高雅。

舞會請帖

《好男好女》的敘述者極富層次,苦命的主人公蔣碧玉,跟在當代扮演她的演員因為這個戲劇或電影計劃連成一線。此演員有其墮落、悲痛的過去,有人偷了她的日記,不停把內容傳真給她,日記文字變成超時空的敘述者。在回顧蔣碧玉參加抗戰、以及在白色恐怖中家破人亡的片段,演員一方面以演出「敘述」蔣碧玉的故事,同樣由她所作的旁述則以言語取代影像,交代最戲劇化或最痛苦的劇情,包括快被抗日游擊隊處決前被人出手相救,以及丈夫被國民黨槍決。

電影不用依靠語言,不表示只能用影像或聲音去講故事。從敘述者的不同用法,正能體驗電影藝術獨特之處,如何活用語言、影像、聲音及時間去達到敘事的目的,正是令電影脫離文學、戲劇及攝影,成為獨立藝術形式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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