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偉雄

非常偵探:由衣飾到骨氣──《非常偵探》的非常意義

自八九天安門事件以來,香港電影重開新浪潮以來、封塵很久討論政治一章,明顯見着三個不同發展階段。首先是情緒化碎片式的回應,於一個毫無政治素養的故事中硬套入相關現實論句。此時期當總結在《省港旗兵第四集》去,一個充滿謾罵氣氛,盡情自我陶醉的拯救民運人士故事,旗兵由罪犯晉升為愛國幫。後來政治風抵達低氣壓,在浪漫與現實相抵拼的衡量下,政治口脗歸於隱晦,自持器度諷喻一番大不乏人,但依然是幼稚膚淺不成熟,《笑傲江湖II之東方不敗》當為此時期之代表作。

作者: 
1994年

播種情人

回歸生活層次,是《播種情人》最突出的成績;影評人往往以生活感對比戲劇性,對比類型元素的形式化運用,是以用相對性的意象去看電影中的「生活」,殊不知一個生活感知,是另一個橫切面的看事物;可以的話,一個奇情曲折悲歡離合的故事也有生活感;故此,對於《播種情人》,我用了生活層次去看。

掀緊生活層次,是第一步,之後,才是生活感的抒發。

作者: 
1994年

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當年電視劇《輪流轉》被腰斬,與現在《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創造神話(雖然有點為神話而神話),際遇簡直是天淵之別;然而我始終相信,在懷舊主義的幌子下,後者實在要多得前者。

是時代的修正,也是目光的修正罷;原來細説從頭,一切苦澀、失落、悲愴,到頭來,都要讓路給浪漫。浪漫,是既得利益者的浪漫。當劉德華主演的《天長地久》,又或者王家衞的《阿飛正傳》,是那一種以傷痕燦爛為浪漫擁抱之時,《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卻真真正正瞭解到九十年代的浪漫消費在那一個範疇是那一回事。長話短説,分別就在於這是姚小蝶的故事,是金露露邀請小蝶手持外國護照的重來懷緬,而不是逝去的鳳萍的悲慘世界。

作者: 
1994年

追「健康寫實」的魂──身處九四年回望台灣電影

九四年的台灣電影似乎又去到一個新關口,新|代作品的,令評論界有所謂「新新電影」的專意稱謂,其城市化色彩,儼行將由「新電影」中的鄉土視野脱戈而出;與此同時,市道有「沒有電影工業」的叫喊,在自持不平鳴。時值她最重要的電影攝製機關中央電影有限公司正要慶祝其四十誕辰(1955-95),懷舊璀璨光輝歲月頓成美嘆,這一回大家都湊到台灣六〇年代的「健康寫實」的懷舊去。我以為孤立地去替九四作品作美學探討,又或者今非昔比的一味標榜過去美好日子,都是個缺失的排斥心態,是為立場而辯護,多過是盡心的回顧。往下我試圖去認清自己追迹台灣電影的一個個人經驗,由從前到目前,試圖把握一次時機,去回溯多一點。

作者: 
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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