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做好編劇難乎哉

最近為圖書館主持了一個戲劇工作坊,雖然圍繞現代劇場文本創作,但參與的同學無可避免問及電影編劇的狀況與出路。嘉賓之一是黃詠詩。她演藝學院出身,是一名出色的演員(去年憑《破地獄與白菊花》拿了第十八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主角),還和彭浩翔合作寫過《公主復仇記》的電影劇本。《公主復仇記》另有劇場版,由黃詠詩自己演出。學員們都想從她身上聽聽出入影壇及劇壇兩界的編劇心聲。

老實說,黃詠詩給學員們的意見不能算是鼓舞。她顯然傾向劇場多於電影,用她的說法,「電影實在有太多因素煲無米粥了」。製作一部電影,由意念,到資料搜集、故事大綱、劇本、集資、拍攝、後期,發行而到最終能與觀眾見面,牽涉太多環節,只要有任何一個搞不好,尤其是較早期的部份,計劃都有機會流產,之前所花的心血,隨時盡付流水。

香港電影編劇地位素來不見得高。幾乎所有做過編劇的人都有他/她的血淚史申訴。在 行內流傳了很久的一個說法:張小嫻成名前曾為某導寫過一個劇本,某導約她到郊外交收, 她拿著劇本在荒蕪的路邊等待對方。某導駕著跑車,翩然而至,也不下車,著她把劇本給他。誰知劇本一到手,某導立即力踏油門,絕塵而去。那是前電腦年代,張小姐沒有留底,當然也收不到酬勞,白白便被欺負了。

八十年代始香港電影公司喜歡集體創作,一群編劇在導演、編審的帶領下,通常只是功能地把老闆或監製的故事實化出來。加上在「靈動」和講求效率的港片拍攝「風格」下,導演每每不依照劇本,因應現場情況(特別是遷就大牌演員的檔期、狀態、心情)修改、增刪,到最後索性不需要詳細的文本,一切隨機應變,俗稱「執生」。全盛期的港產片拍攝年代,不少作品都是只得分場便開鏡,有的甚至只得故事大綱,編劇有時會在拍攝現場即席創作,拍到那裡寫到那裡,俗稱「飛紙仔」。有的甚至可以不在場,由導演以至副導與他通過電話溝通,然後用傳真機把劇本一頁頁送到片場。

這種情況和荷里活相比,立即顯露出香港電影的非專業性。荷里活稍具規模的製作,劇本都是十二分吃重。動輒以一、兩年時間一改再改,定稿後導演不得隨意改動。很多人認為這樣限制了導演的發揮,但其實導演每每也參與劇本撰作,只是這種講求程序先後的制度文化,對素來自比美猴王的香港電影人來說,仿如觀世音菩薩設下的金箍罩,令他們渾身不舒服而已。

香港電影編劇面對的最大問題始終是:經常性收入不足。編劇出身的導演陳慶嘉拍攝的《人間喜劇》,裡面便有一幕由王祖藍飾演的編劇,誠惶誠恐地面對由李力持飾演的導演,好不容易才拿到一份編劇合約。普通觀眾不明就裡,不曉得這其實已含蓄地展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原來很多電影編劇是沒有合約保障的!以往數之不盡的例子:製作方面以時間緊逼為由,一面準備合約一面催迫編劇開工,拿了初稿卻以種種理由,借故不滿劇本成績而修改原本商議好的條件。更有不少是根本從沒簽約,一切講一個「信」字,待影片完成之後,旦票房不理想,編劇可以一毛錢也拿不到!

歸根究柢,香港電影傳統實在太不重視劇本了。製作的大部份資源放在明星演員上,然後是技術、後期製作等,間接導致影片呈現的知識及文學水平不足。當素以編劇嚴謹見稱的麥兆輝、莊文強,其新作《竊聽風雲II》,也被詬病在股票買賣劇情上犯了大錯(例如安排角色拿著股票到經紀行即時買賣,以及股票價位的小數點出錯),出盡洋相,那麼,我們又怎寄望隨時只得一、兩萬元待遇的年輕編劇做好他們的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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