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愛上紀錄片:鄭藹如的「苦路」

黃昏六時許走出深水埗地鐵站,鄭藹如傳文字訊息給我,教我桂林街 一直走着就到。擦身是排檔、 地攤、商舖、街市糅合的喧 鬧;過了荔枝角道,相對清靜 下來,經過天后廟,就見到 「橋底誌」放映的地方,那是長長的行車天橋底下,一個交匯通道。天色還未全暗,空檔位置已經架好一塊銀幕,排好了過百座椅,一些露宿人士的家檔靠在一旁,形成着影院的範圍,雖說是範圍,觀眾與街坊皆可隨意進出,光線從兩條天橋間的夾縫射下,看清楚 原來是天橋上的黃燈,打在銀幕上形成一道漏光,一直在放映時都見到,是橋底放映其中一個觀影特色。這時鄭藹如和一群工作人員從遠處走過來, 跟我打招呼,她還是那招牌的低調笑容,帶靦腆和倦意,然後又走開去多找些摺櫈回來。她是「橋底誌」放映的統籌,這是她喜歡了紀錄片後,一個難得的經驗,拍攝之餘,也要打點放映事宜。要知道紀錄片 不能例行地商業發行,怎樣將影片帶給最合適的觀眾,也是學問,也要學。她告訴我她不是一個組織力强的人,不會想太多細節,不想長遠,拍攝紀錄片不獨見證着她小小意願的開步,也打磨着性格,助她成長。她選擇了紀錄片,而紀錄片也選中她。

「長洲誌」開往「橋底誌」

鄭藹如在大學唸社工系,那時她對紀錄片一竅不通。但感覺到這是個有力的轉播渠道,去幫助弱勢社群更清楚明白他們的需要;也是很好的平台,讓社會不同族群互相對話。她於是多看紀錄片,開始去看華語紀錄片節,參加紀錄片班。2011年她參加香港電影評論學會主辦的「紀實目光--紀錄片工作坊」,課程讓她認識到紀錄片的規模、發展,及美學形式,堂上令她最深刻的是看到《夏日紀事》(Chronicle of a Summer,1960),對所謂藝術加工(Artistic Treatment)大膽詮釋,明白回應在場攝影機的表演性質,必然是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互動和調控,不是一成不變客觀性的追尋,更可以是更上一層主客兼備的新眼界。「紀錄片工作坊」有電影欣賞的部份,也小試牛刀學拍,張虹是教授製作的導師,課堂正值七一遊行,她叫學員拿 黃 着攝影機跑上街。這次習作令鄭藹如蠢蠢欲動,一心要拍一 部個人作品,四處找可拍的題材,終於在facebook看到一個 在街頭流連的拾荒老婦在街上凍死的故事,她於是與跟進深水埗區露宿者檔案好幾年的林國璋牧師聯絡,追訪這個婆婆生前認識的街坊朋友,運用二人組的方法(男朋友充收音師,她現場攝影及訪問)完成第一個短片作品《別了,黎婆婆》(2012)。影片拿去港大的短片比賽,往後她繼續報了采風主辦的「紀錄片製作初、中班」,接着就是「大師班」,後者是個密集式的紀錄片營,學員要在短時間內在長洲就地取材交出作品,拍不拍出完整作品是其次,互相觀摩互相砥礪,激發個人思考拍攝紀錄片的關係才是目的。「大師班」的成果結集在一個叫做「長洲誌」的放映會,學員作品拿回去長洲接地露天觀看。鄭藹如邀請了林國璋牧師到場 看她的《願還原》(2013),拍攝一隊從事有機種植和剩 食的夫婦,之後林國璋牧師提議,也辦一個「橋底誌」,叫 鄭藹如帶「采風同學會」(當時他們開始這樣自稱)來到深水埗橋底作影像考察誌。

走上苦路,走出苦路

答應林國璋牧師對於紀錄片初哥似乎是義不容辭的事,然而對於鄭藹如,內心卻有一個掙扎。「橋底誌」八部作品中其 中一部是鄭藹如的《苦路》,可以看作為《別了,黎婆婆》 的延伸,影片一開始,便出現鄭藹如的畫外聲及字幕,自訴着:拍了《別了,黎婆婆》後,覺得內心有愧,一直迴避着,刻意不到深水埗區,更遑論經過橋底。

鄭藹如從作品中看到自己的膚淺,覺得自己可能高姿態以拍紀錄片之名,在剝削他人。即使張虹在課堂上一直提醒紀錄片工作者的道德感,是要尊重被拍攝的人,然而非通過經歷,自省只是紙上談兵。回到橋底,這次讓男朋友拿機,她做收音,不似兩年前戰戰兢兢,淡定得多,去到現場先做好自己,並不有事沒事都拍,罔顧別人感受,待真正覺得需要時才開機,建立一個觀察、了解現場的拍攝意識。守在橋底期間,林牧師叫她幫忙去探望剛出獄,卻立刻進院的露宿街 坊阿寶,《苦路》呈現這一段落時,除了近距離拍病榻上接受深切治療的阿寶,還有鄭藹如守候在醫院的自拍鏡頭,她以第一人稱,與橋底人事對照,探討社區人際的關係、變化之餘,個人感受也加進去,亦直接亦間接自白,道盡個人心路。她自拍了在家中畫兩幅阿寶臨死的素描畫,讓我聯想到真實「苦路」上的「維羅妮卡的紗布」(The Veil of Veronica),這個比喻無疑是非常主動大膽的:基督之死,等同一 個露宿者之死,主要是鄭藹如提出愛,不是同情。 不要以為出身「采風同學會」就一定貫徹張虹的「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風格,鄭藹如上過不同的紀錄片課, 張虹之後又有應亮和吳文光的課,她比較不同的理念、處理 方法,融會貫通,找出適合自己的做法。從張虹處她看到純 粹的對外觀察,個人要先做好內省才出發;而吳文光那一套則相對感性,憑個人記憶來做一個影像寫作,《苦路》無疑是傾向後者。她當然感到困難重重,甚至可能一知半解, 怎樣也好,對於鄭藹如,這必也是一面鏡子,內照出她的省思。

現在……未來……

為了騰出時間拍攝《苦路》,鄭藹如辭掉了全職工作,實驗自己在自由工作狀態下可以有多大生產力。幾年工作下來有一點儲蓄,家庭方面暫時也沒有太大壓力,母親仍在工作, 妹妹也快將唸完大學,她認為只要把持低消費生活,應該可以持續一段時間拍攝紀錄片。「橋底誌」後,是「民間記憶計劃」,是拍攝家族的事情,她打算去處理自己跟母親以及婆婆的關係;涉及家族歷史及心理背景剖析,鄭藹如明 白這是項大工程,很費工夫,也要留意過程中的關係演變, 她自知要醞釀很大的動力才能達成。談到以紀錄片為終身追求,實在言之過早,她只想在身處紀錄片時,每一步都盡力做好,不讓自己過後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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