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也斯老師的點點滴滴

也斯對很多人來說有多重身份,但對我來說,他一直是我搏鬥博士論文時的指導老師。不是說他不是我朋友,而是他知道他在甚麼時候,擔當適合的角色。他人緣和興趣甚廣,橫跨文學、詩、電影、表演藝術、翻譯、教學甚至旅遊。不論是學術研究者、藝術家以至不同年齡的學生,無不是他傾談的對象。

喜歡看電影及遊學的他,不時滲透出世界性的文化視野,亦總把香港本土發生中的事和物,包括:建築、食物、日常生活、攝影、詩歌、小說、舞蹈放在一個跨文化座標去創作、詮釋和融涉。

他對人的態度,總是帶著笑嘻嘻的臉,不過對我這個九十年代香港大學博士生來說,他的一言一行卻是心情起跌的指標。記得在呈交博士論文前兩年,由於我之前的進度太慢,被他要求寫出一個工作進度時間表,限令我要每兩個月,要完成一章資料收集充足的論文,定時交給他批改。我當時的心情很惡劣,除了花大量時間在各圖書館「找料」外,還要到處找有關電影或錄影帶看(我的論文題目是有關八十年代新浪潮電影及導演),日間還要教書開會,把我弄得像機器人一樣,每天只記得不斷寫和不斷閱讀,就像背著一個沉重的十字架,後面的持鞭者就是也斯。

我理解他善意的督導,卻每次見他交功課時,還是害怕面對他深藏的威嚴。終於在來來回回的呈交和修改後,總算完成博士論文,頭尾「八年抗戰」後的我,拿到一個「永不後悔」的博士學位。那時候也斯已經由香港大學轉到嶺南大學任教,我和黃淑嫻是最後兩個也斯不肯拋棄責任,堅持要完成指導的博士生,這點他對我特別的照顧,永記於心。

記得,有一次在中環六四吧,碰到也斯和他的文藝朋友,他叫我和他們一起喝紅酒,當晚我們談天說地,也斯和我又變成亦師亦友的關係。

今年一月,由於我要準備一個有關胡金銓電影的講座,翻開了幾年前已買的一本書:《胡金銓的藝術生命》(2007年出版時,當時港台都沒有大規模展覽或研究胡金銓熱出現),發覺書的第一章〈胡金銓電影:中國文化資源與六零年代港台的文化場域〉,正是也斯的文章。當閱讀該文章時,才領悟也斯當時吩咐我寫博文,需要大量資料搜集的重要性。該文章最精彩的部份是「胡金銓與港台文化場域」,其中涉及很多六、七十年代當時月刊、評論(包括香港及台灣)的正、負方面的論點,然後才指出胡金銓「如何轉化傳說的文化資源為今用」。其文筆的流暢,尤其資料証據的嚴謹,正是當年他不滿我寫大量散文式的影評的對照。我一直以為也斯是一個詩文創作人,但其實他對香港電影的評論及文化詮釋,有很嚴謹的研究疏解,絕不天馬行空地書寫。

聽說也斯是在2009年已發現自己患上肺癌,2013年一月終於不敵病魔逝世。在他生命最後幾年,幾乎每幾個月出版一本書,在教學、遊學、出版和創作時間中,不斷接受檢查和進出醫院。幾乎抗病和趕快完成幾十個計劃,是他最後幾年的責任。

記得去年十二月份,理工大學同事想邀請也斯到本校演講,題目是:「怎樣從食物與愛情寫香港人的生活?」他一口便答應,後來他在聖誕節前發病,要進入醫院檢查。但他仍然回覆我們說對不起,等他從醫院康復出來後,一月份再到理大演講。我當時不知為何原因,心情沉了下來。發出一個不諳世情的疑問:「為甚麼一個患重病的學人,還要馬不停蹄的到處講學?為甚麼不好好先休養身體呢?對他自己有好處嗎?家人呢?學生呢?」

其實早在幾年前,已得知也斯患癌,有一次在九龍塘又一城電影優先場碰到也斯,立即禮貌地寒暄幾句:「你好嗎?」他雖然滿面笑容,但有點心不在焉地答:「還好,還好。」當時我充滿內心掙扎:「我該表達應有的慰問,還是裝著不知情呢?」最後還是目送他灰色的帽和背影,進場看電影,整場電影看得上上落落。

終於第二天我寄了一張慰問卡到嶺南大學中文系,卡上只寫著大大的三行字:「祝早日安康、早日安康、早日安康」就不知應該寫甚麼字了。我當時的意願,只不過認為:他雖生了一個嚴重的病,如他能如常創作、教學和看電影,也不至太差吧。

可是去年,聽過他在書展中的演講,加上在不同場合的電影優先場碰面,發覺他在厚重的西裝下,仍掩蓋不了身軀的瘦削,而且聲音沙啞,眼神卻很靈活,我眼見他的身體已逐漸衰退,精神的支撐,似乎亦愈來愈沉重。

人已逝,情常在,人生的際遇總是難測,也斯最後幾年決定燃盡他的生命力,為香港文學平反,相信是他不輕言放棄的執著。營營役役教書、寫影評和看電影的我,覺得也斯的影子愈來愈大,在他身上啟發了我幾點:

一、看電影和寫電影,不單個人娛樂而作,其實可以是非常學術而嚴謹的學習過程:也斯對電影的愛好和書寫早在七十年代《中國學生周報》和《大拇指》中呈現他的才氣。他常笑我是一個:「甚麼電影都看的人。」其實是提醒我看電影要具分析性,尤其香港電影的雅俗混雜性,文化多層面脈絡和其發展,是需要長期的浸淫。資料搜集和評論的比較,是研究的基本功夫,這點使我在每次電影講座時,都要認真準備的座右銘。

二、善用有限生命:正如多位生前的好友,在盛大的喪禮(約千多文化人到場)發言,都指出他最後的時光,是他出版和講學最頻的時期。他以時日無多的條件,拼勁發揮他的創作,存於後世,對我這個學生來說,簡直是要完成不可能的使命。

一個六十三歲便離世的學者/詩人/教授/生活熱愛者,留給各個文化範疇的友人(包括漠視者)一種惋惜:

「也斯逝世實在早了一點,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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