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道德故事

五十年代 拍國語片的有長城、鳳凰;粵語片有四大公司:中聯、新聯、光藝、華僑。這四間公司的人脈很多重疊。中聯更仿效長鳳新(長城、鳳凰、新聯)的集體創作方式,成立編導委員會。

為了擺脫「剝削」,中聯行合作制,由21位導演及演員合資作為股東,不受片商約束,並認為演員(明星)片酬過高,影響製作質素,集體減薪。薪酬也集體議定,製片、導演議定演員的,演員議定編導製的。

從1956年起先後出任長鳳新董事長的廖一原說:長鳳新的資金不充裕,職工薪水很低,但大家不計較。因為大家有個認識,要為華人社會拍一些有益世道人心的戲。這些影人受三十年代末上海左翼影人與廣州的革命思潮影響,如吳楚帆深受蔡楚生等人啟發;盧敦憶述他在二十年代時躲在中學宿舍讀共產書籍,幸好沒被軍隊搜獲,大難不死。四十年代他們在香港又接收了南來文人挪用及重新詮釋五四的「新民主主義思想啟蒙運動」,反殖意識高漲。

五十年代的香港,港英政府壟斷土地供應,以最小支出換取最大利益,透過買辦集團壟斷經濟,不提供任何公共房屋及醫療設備,缺乏保障勞工的政策。突然大量南來的難民,在一個階級資源分布本來就極其懸殊的地方,必然產生你死我活、互相踐踏的道德危機。這時期很多電影要「導人向善」,是要直接回應當時的社會問題。如《危樓春曉》呈現在重商輕文的殖民社會中知識份子的道德鬥爭和恥感;文人賣身給資本家欺壓工人然後發現自己錯了,顯現儒家及五四文人主導救國的傳統在香港的失落及崩潰。片中廣為人知至成為中聯招牌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被呈現為威哥(吳楚帆飾)引以為傲、掛在牆上、反覆強調的座右銘,更顯示自私自利行為在當時大概相當普遍,這些受歡迎的電影滿足了觀眾的一些道德想像與需求。這一代文人不但承傳與轉化五四讓文化貼近群眾的思想,自身也經歷過八年抗戰,習慣為愛國主義賦予高度的道德意涵,加上儒家賦予文人的道德責任和優越感,他們參與電影創作是為了「文以載道」。電影在香港作為一種新興行業,必須面向大眾才能生存,寫實、抒寫人情,是讓這些電影能持續普及、發揮影響力的主因。

在中聯電影中的不同職業,不論是教師舞女歌女或者家傭,都被呈現成一種求生策略、際遇與個人選擇的交錯,而不是一項道德議題。批判資本家,甚至買辦階層與法制的合謀,不以貧窮 (包括基層婦女如性工作者,只要不「貪慕虛榮」)為恥,反而認為損人利己的囤積資本行為才是值得羞恥的,這是在香港五十年代流行文化文本中常見的道德觀,跟七十年代後新自由主義化的大部份香港敘述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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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