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影評也是傳媒寫作嗎?

近日《信報財經新聞》刊登了小偉對香港電影資料館建館十周年紀念活動「館藏精選」放映節目的評介(題為《十年光影珍藏》),引來節目策劃何思穎撰文回應。本來誠如小偉文中所言,「電影資料館的節目,所有關心電影文化的市民,而不單是影評人或電影學者,也可以及應該關注和監察……公開的討論,除了可以澄清疑問,對電影資料館的未來發展無疑也是有幫助的。」你有批評,我有回應,正常不過。

但是,較不正常的是,《信報》在刊登了何文的同時,於文章的下面立即刊登了小偉的再回應。姑且不論小君和何君哪一位的論點比較有理或貼近事實,這種做法似乎有欠公允。

類似的做法,令人想起當年李天命和梁燕城在《明報月刊》的一場論戰,月刊的編輯把未刊出的梁文傳給李看,被指偏袒李氏。《信報》是日報,把回應和再回應同一日刊登,更令讀者可以立即通過閲讀再回應消解回應的觀點。

小偉和何思穎之間,固然可能存在一場潛在的論戰,傳媒編輯未必樂見其事,所以不必無止境的把兩人相互回應的文章刊登下去,但就一般客觀中立、平衡觀點的做法,回應文章刊登之後,就一對一而言,再回應大可不必刊出,即使刊出,似也不該跟回應文章同一時間處理。

令事情更尷尬的是,小偉之前曾在《信報》任職,擔任文化版記者,期間也寫過不少像《十年光影珍藏》這類夾敍夾議,評介參半的媒體評論(journalistic criticism),就in-house的角度他和編輯可以對來稿加「編者按」,也可視為編輯室對來稿論點的補充、説明以至即時回應。

然而,當同一個人換成是另一作者的身份時,他便不該享有以往的權力。因為相關權力是用來彰示編輯方針及視野的,撰文的作者該被平等看待,不然便會讓人產生編輯偏袒某一方的感覺,影響傳媒公信力。

這也牽扯到撰寫影評或文化評論是否傳媒寫作的問題。記者除了寫報道,也可寫評論,甚至可以在一篇文章內兩者兼而有之。那一般評論作者呢?他們在傳媒發表文章時,應否也遵從傳媒某些守則,接受相關規限呢?不人身攻擊、不誹謗、不穿鑿附會、不弄虛作假……這些原則相信大部份作者都會認同。一般作者為文早已自我約束,稍有不慎踩界的,把關的編輯也會代為修正。

然而,當編輯越界或失手時,作者被賦予不該有的權力,他/她又該否濫用呢?

近年獨立媒體和網絡新媒體的興起,令問題更為複雜。「民間記者」可以「報道」自己積極參與的事件,不避主觀,甚至會在訪問時用粗口辱罵被訪者。他們不求表面的觀點平衡,因為他們認為在既有的不公平資源分配和言論平台上偏頗(偏向有利己方)才能達致真正的平衡。在這樣的邏輯下,難道有人會覺得電影資料館節目策劃代表既得利益的一方,偏袒批評「建制」的作者,有可成就公義的效應?

由於資訊不全,這裡毋庸判斷,不過事件值得引起進一步思考和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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