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有,香港沒有——紀錄台灣電影史的《我們的那時此刻》

為甚麼台灣有,而香港沒有?

看《我們的那時此刻》,我被銀幕上的電影片段深深打動的同時,亦不禁羨慕台灣拍出了這部梳理台灣電影史的紀錄片——香港其實也很需要這樣的一部作品。

兩年多前,台灣導演楊力洲為金馬獎五十周年拍了一部名為《那時此刻》的紀錄片。最近,導演剪出一個新版本,易名《我們的那時此刻》在全台灣上映,用兩個小時展現半個世紀的台灣電影史。這部片有先天優勢:數十年來的精彩電影與粒粒巨星,再加上珍貴的金馬頒獎禮片段,為這部片保證了豐富材料。

上通政治,下接庶民電影以“國歌”揭開序幕,那既是台灣人的回憶(當年台灣戲院在放映電影前都會播放“國歌”,而觀眾則要站立致敬,這做法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結束),也開宗明義點出了電影的政治社會性格。這部片是一部時光機,它帶觀眾重訪的絕不只是老電影,還有背後的宏大歷史脈絡。例如電影提醒我們:在台灣戒嚴時代,每個政治強人的去世都帶來電影創作的更大自由度,便是非常重要的一筆。

另外,除了大導演、大明星、影評人的訪談,導演還加入了庶民觀點。無論是當年女工看瓊瑤愛情片的投入,或是幾個大男人談起看抗日片的激動,都點出了電影作為大眾娛樂與集體記憶的巨大價值。《我們的那時此刻》一方面把電影史連結上層的政治史,另一方面又沒有忘了下層的普羅觀眾。談情說愛的林青霞、以身殉國的柯俊雄、努力講出“我是台灣人”的梁朝偉、跳下水溝的范植偉,一幕幕虛構的情節,映照的是一段段真實的台灣歷史。

過去數十年來,兩岸三地都發展了各自的電影文化。這些足跡,不只寫下了華語電影史,甚至成為世界電影史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侯孝賢已是公認的世界級大師,張藝謀等第五代導演曾經享譽國際;至於香港,一方面有港式動作元素(成龍、袁和平等)被荷里活大量引進,另一方面則有王家衛等人的電影被各國影展、影迷及學者追捧,而蕭芳芳、張曼玉、梁朝偉及葉德嫻亦在國際影展當上影帝影后。

然而,中國大陸及香港都沒有像《我們的那時此刻》這樣的紀錄片。中國大陸的政治禁忌造成書寫電影史的困難——例如該怎樣去評價《頤和園》及《天注定》這些禁片的價值?當年就算是張藝謀的電影都無法在內地公映。至於香港,一直以來的商業導向亦沒有孕育紀錄片的創作,而電影界亦不太看重對香港電影的歷史梳理。唯獨相對重視紀錄片的台灣拍出了《我們的那時此刻》,實在令對岸的電影愛好者非常羨慕。

被輕輕帶過的港片

當然,《我們的那時此刻》仍然有其視野上的局限。在這樣一部以金馬五十年為主軸的電影中,每次有非台灣片揚威金馬,電影都一副“怎麼會這樣?”的態度。頭兩屆金馬的大贏家是《星星月亮太陽》及《梁山伯與祝英台》,旁白就說:台灣電影哪裡去了?到了第十九屆,正值香港新浪潮的濫觴,港片囊括半數獎項,整晚都充滿廣東話及港式國語,這些場面被刻意放大。到了八十年代中後期的港片黃金期,周潤發、梅艷芳、張曼玉等港星橫掃金馬,在電影中彷彿是外力入侵。至於在金馬獎勇奪最佳電影的大陸片《陽光燦爛的日子》及《可可西里》,得到的待遇亦差不多。總之,每當有非台灣電影的出現,都似乎是金馬史上的“斷裂”或“幹擾”。矛盾的是電影海報上有眾多港星,但電影花在港片港星上的筆墨卻不多。

其實,在過去數十年,台灣電影跟所謂的“外界”一直聯繫不斷。像《臥虎藏龍》改編大陸小說,用的是美國資金、香港及大陸演員、香港的攝影師及武術指導,就是跨地域合作的上佳例子。但很明顯地,雖以金馬獎貫穿,但《我們的那時此刻》更大的用意是立足本土,為台灣電影作傳。所以,在金馬留下重要足跡的許鞍華、王家衛、杜琪峰、張曼玉及梁朝偉等,全都被輕輕帶過。

這就更顯得香港自己拍一部關於香港電影的紀錄片的重要。因為,最在乎香港電影的,始終應該是香港影人。可以想像,從黑白粵語片、邵氏武俠片、香港新浪潮、動作片、殭屍片、新藝城喜劇、文藝片、黑幫片、無厘頭笑片、新派古裝片到臥底題材,那會是如何精彩的香港電影史?工廠妹蕭芳芳陳寶珠背後那個工業化的香港、新浪潮電影中的城市議題、成龍電影中的四小龍時代、尋母的旭仔與尋愛人的如花身上的香港意識、《無間道》的身份困惑,香港電影史根本就是一部香港歷史。

台灣大陸電影中的香港

其實,不無巧合地,去年好幾部大陸及台灣電影都引用了港片及香港流行文化。大賣的《我的少女時代》對九十年代的台灣懷舊,其中最重要的文化標誌,就是當年在台灣大紅的劉德華,他在電影中跟台灣人的集體回憶無縫接合——那是個港星在台灣所向披靡的時代。《港囧》以一首首廣東歌貫穿,張國榮、陳百強、草蜢的歌不絕於耳,而《胭脂扣》、《阿飛正傳》及《天若有情》等電影片段亦相繼出現,成為片中愛情故事與少年記憶的時代背景——那是個港片及廣東歌在大陸大行其道的年代。

除了主流電影,賈樟柯的《山河故人》亦以葉蒨文的廣東歌《珍重》點題。這首在當年《祝福》大熱之後寫成的歌,標誌着香港九十年代的移民潮,那離愁別緒竟巧妙點出《山河故人》講過去廿年大陸人流離移居的主題,這對應的恰恰是當年不少香港電影的移民題材,如張婉婷及羅卓瑤都拍過“移民三部曲”(《非法移民》、《八兩金》及《愛在別鄉的季節》等)。

以上幾部大陸及台灣電影,有創作人自己的喜好與執着(《我的少女時代》導演陳玉珊本身是個資深的劉德華迷),有明顯的致敬態度(《港囧》用廣東歌或許是噱頭,但一個個在大陸沒甚麼票房價值的香港綠葉演員的出現,卻有致敬的意味),也有藝術上的精心挪用(賈樟柯多年來用歌曲反映時代,從不失手)。香港流行文化的幽靈,無處不在,因為它切切實實地曾經影響着世界上所有講中文——甚至不講中文——的社群。

用影像梳理香港電影史

在今天的市場氣氛與政治局勢之下,談港片有時充滿着過於簡單的思維:例如彷彿所有合拍片都被厭惡,卻少人留意香港影人如何把港片元素(甚至是意識)放進合拍片;至於對“純港片”、“本土港味”的討論,有時亦流於表面,以至“本土”只是被利用為市場策略與宣傳賣點,電影的質素卻是另一回事。在這大格局下,也許香港更需要一部《我們的那時此刻》;那不只是懷舊,也不是眷戀當年光輝,而是讓我們重新思考所謂本土港片其實是怎樣的、看似是純娛樂的港片背後跟政治有甚麼關係,而我們愛的明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又是怎樣的社會大環境造成。

《我們的那時此刻》引用了劉德華幾年前在金馬頒獎台上的一段話:“台灣電影曾經有過低潮,你們撐過去了。現在輪到香港電影面對前所未有的低潮,我們希望也可以像你們一樣撐過去。”這段話令人感慨之極。曾經傲視兩岸三地的香港電影,今天卻是三地最弱的一員。也許這低迷期就是梳理過去、重新出發的好時機。《我們的那時此刻》在台灣感動了許多觀眾;用文字寫電影史當然是重要的,但用紀錄片去梳理電影史,卻自有它獨有的感染力與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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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