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開世界的標籤-希恩斯、卜戴倫與我

美國導演托迪希恩斯(Todd Haynes, 《卡露的情人》、《天上人間》導演)在剛好十年前,拍過一套叫《七人一個卜戴倫》(I'm Not There)的電影,找來六個性別年齡膚色盡不相同的人去演繹卜戴倫(BobDylan)。最近幫忙籌備鮮浪潮的「胭脂不解紅塵-托迪希恩斯回顧展」,要不是這個契機,我也不會特別想起原來我的少年時期也有過卜戴倫的身影閃現。

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手機的鈴聲是卜戴倫的TheLonesome Death of Hattie Carroll。這歌來自他第三張大碟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同名歌曲早已是代表了一代人的時代面貌的名曲。卜戴倫此時仍走民謠風格,每首歌曲都帶有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及不吐不快的呼喊。我偏愛的The Lonesome Death of Hattie Carroll次第分明地道來,一個有錢有權的青年,殺死了貧苦的黑人女傭Hattie Carroll;青年起初獲特赦,但最後逃不過法院公正嚴明的裁決,受到應有刑罰。歌曲一邊悲憫Hattie Carroll 坎坷勞碌的一生,另一邊廂則大義凜然地斥責那些狼狽為奸的罪人與只懂議論哭啼的公眾。歌裏所體現的精神,大抵就成了我往後對公義之追求的模範。

我的頭,直至現在,也貼了一張卜戴倫的肖像。其實那是在我頭幾本買的英國電影雜誌《視與聽》撕下來的HMV 廣告。廣告上面的黑白照,是六十年代中進入了電音時期的卜戴倫——單手夾煙蒂與黑眼鏡,外套下可略見波點恤衫的衣領-毫無疑問,那是最cool 最有魅力的他。廣告上還有一首Robert Burns 的詩ARed, Red Rose,是一首情詩來的,我想那時候我也抄過幾句據為己用。啊,這也應該是我初次讀到Robert Burns 文字的地方吧。

少年時候剛剛接觸不同的文藝領域,見到每一個不認識的名字都是一條線索,沿每條未知的線走下去,又是另一片天地。而首先把我引領到「卜戴倫」這片廣袤土地的,就是希恩斯的《七人一個卜戴倫》。電影當時在香港都有公映,我還記得我看了兩遍,但之後就沒有再把電影完整重看。直至最近準備希恩斯回顧展,我溫習這部《七人一個卜戴倫》,才赫然意會它不但把卜戴倫植入到我的成長,還可能在無意間影響了我對電影,以至某些價值觀的看法。

《七人一個卜戴倫》雖然有不少知名明星主演(姬蒂白蘭芝、李察基爾、基斯頓比爾、與及現在教人無限追憶的希夫烈達),但它可不是一部容易消化的電影。在它之前的《天上人間》或之後的《卡露的情人》,基本上都有一個不難理解的故事:可分辨到主要次要角色、有情節、有起承轉合。但《七人一個卜戴倫》卻不來這套。簡單點說,電影就是由六個演員化身七個不同時期的卜戴倫(基斯頓比爾飾演的Jack 後來成了John 牧師,那裏算兩個角色),各自擔起一個段落。這些段落風格大相逕庭,有仿紀錄片、有借鑑六十年代歐陸藝術電影(特別是《八部半》、《假面》)的黑白片段、有公路電影加奇異幻想的段落……這些段落在劇情上互不相關,但彼此卻會不按因果地穿插。你大概可以想像就是六齣個性鮮明的短片,不停地互相侵入、搶白。第一次看完之後,其實我也不大知道自己看了什麼。《七人一個卜戴倫》片中雖然沒有特別解畫,但事實上每個角色的塑造、段落裏的事件以至對白措辭等細節,都是基於卜戴倫的作品或他的經歷,幾乎可以說是「字字有出處」;所以如對卜戴倫未有了解,確是很難完全領略這部電影的趣味。除了卜戴倫的歌,那時候印象最深的、並沒有拒絕我的,大概就是《七人一個卜戴倫》凌厲斑斕的影像-那種駁雜、奪目但不諧協、充滿創造性地重組,一種或可稱為「希恩斯式」的電影語言。後來我囫圇吞棗地讀了一些關於卜戴倫的資料,再去看《七人一個卜戴倫》。這次好了一點,認得出戲裏的一些暗示指涉,但到底這電影要拍什麼呢?究竟這樣曖昧的一部電影還算不算好電影呢?對此我還是茫無頭緒。

電影是關於卜戴倫的「論文」

那時候對電影認識尚淺,很希望有人能代我解惑。記得請教過一位我敬重的師長,他說,觀眾要熟悉卜戴倫才會看懂《七人一個卜戴倫》,是一個大問題。我將信將疑。後來我從另一前輩口中,聽到完全相反的意見,那才真正是叫我茅塞頓開。那位前輩說,他讀了一個訪問,訪問中希恩斯自言電影是關於卜戴倫的「論文」。所謂論文嘛,就不是任誰人都能讀懂;沒有一定水平就讀不通那論文。這種對觀眾的要求,可不必然是一個毛病。《七人一個卜戴倫》沒有那種刻意排拒大眾,自矜於歌迷小圈子優越感的心態;電影只是需要觀眾有比平常更多的理解力、觀察與知識,從而可以在作品裏看得更廣、更深。

話說回來,創作者花了這麼長的時間與心力鑽研卜戴倫其人其歌,作為觀眾的也要有點付出,總是合理吧。那位前輩也啟導我,是否能「明白」一部電影,並不應該是一個絕對的評價準則。電影不是解謎遊戲,它的最終目的不是要我們「明白」什麼;電影的表達與力量,不限於情節與故事層面,我們一併吸收的還有它的畫面、節奏、結構、變奏、以及作品裏各個細節的呼應扣連。

《七人一個卜戴倫》開首段落用冷淡卻不失尖刻幽默的旁白,伴隨「卜戴倫」被解剖,中間插入不同分身片言隻語如詩的腳註,最後以槍響逐一宣布六個卜戴倫現身-當中的揮灑流麗與奇筆,必先「感受」,才能「明白」。電影末處老年「卜戴倫」是西部逃犯Billy,跳上火車,卻找到了少年「卜戴倫」Woody 留下的結他。時空離奇錯疊,人生戲劇跑了一圈又再回到原點,只是捧起舊結他的歌者已變了滄桑歷遍的老人——箇中的剎那感動與寬慰,也不是止於「明不明白」的東西。換句話說,鑑賞一部電影,就要打開你的所有感官吧。

卜戴倫——與後來的大衛寶兒一樣-一生不停在變,不論是他的歌曲抑或是他的行徑和心境。卜戴倫對這種不停要翻新形象、找尋一個新身分的舉措近乎執迷,彷彿這個如蛇蛻皮的演化就是創作的動力,甚至是創作本身。早幾個月看了關於卜戴倫的紀錄片《別回頭》,那是追蹤他1965 年的英國巡演,當時的卜戴倫如日方中,備受萬千擁戴。紀錄片裏所見,卜戴倫當然風采不凡,但同時也可見他躁動、神經質的一面,常有沒頭沒腦出其不意的怪語,辭令也相當直率甚至不討好。我的理解是,當時突然之間被極大的成功與支持者包圍的卜戴倫,其實是不大懂得反應,不知如何是好;作為一個真誠的創作者,在喧鬧簇擁之下,他或會迷茫,會聽不到自己的聲音。那時候的卜戴倫大抵不確切知道自己想成為一個怎樣的卜戴倫,他只知道自己不想是什麼:他不想是外間定型的「卜戴倫」。由是他用上各種另類獨行的方法,去避開世界對他的標籤。

不停的自省與變化

希恩斯是一名公開的男同志,大學時期浸淫於女性主義與電影理論中,故此他很早期已經會思考主流電影語言與結構的問題。希恩斯拍攝首作《毒藥》時就曾提出,如果主流電影的結構是一種「異性戀」的結構,強調統一與完整,那末,一種與之相反的、「同性戀」的電影結構,又會是怎樣?他在《毒藥》做過了實驗,嘗試一種多聲混雜、摒棄線性敘事的結構。這種結構在《七人一個卜戴倫》中可謂發揮到完熟極致。沒有單一主角或重心、沒有一以貫之的風格、變化隨時出現,意義隨之改變。這種游移不定,不願固守一隅的狀態和策略,大概就是希恩斯最堅持、最寶貴的核心精神。不被命名、不被定義,也就代表可以在主流的狹縫與邊緣游弋。希恩斯提出的「同性戀」結構,重點不在於電影有否涉及同性戀(例如《七人一個卜戴倫》就沒有了),而是在於這種結構是具有對抗性的:它是要去對抗已經習以為常的成規、僵化的主流定見。要不被主流同化,不跌入因循陳套的窠臼,唯一方法就是要不停的自省與變化。日本導演大島渚也有過一種類似的說法, 他稱為「自我否定」,就是每一次新創作,都是對自己上一個創作的一次否定,故此每次創作都必須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方法、新的形式。在這一點上,希恩斯(及卜戴倫)與他是何其相似。希恩斯每個作品,都有它獨立的思考理念與從而引申的風格,不會便捷地重複自己(看他《天上人間》與《卡露的情人》都是拍五十年代美國,但風貌氣氛是多麼不一樣啊)。想到這些不懈求索的創作者,我也明白了多一點,為什麼有人說創作就是要把自己置於最危險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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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