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現實比電影更電影,我們解讀《毒戰》



《毒戰》是否只是另一齣《非常突然》?放在中港矛盾的現實框架中,其同歸於盡的寓言直看得人怵目驚心。一種高度的曲線電影文化,承載著香港電影人的主體發聲,我們都聽見了嗎?

由杜琪峯執導,韋家輝、游乃海等編劇的《毒戰》公映,影片作為銀河映像染指合拍片大中華市場的又一嘗試,引起關注是自然的。銀河映像一度堅持香港特色而不肯配合內地審查制度,年前《單身男女》初試啼聲,票房反應不俗;《毒戰》走的是杜韋擅長的警匪類型,主題則直踩合拍片一度避走的「黃賭毒」禁區,大家都想一睹杜韋如何把他們的風格和香港元素,注入幾乎完全採用內地演員和內地城市場景拍攝的作品,能否取得左右逢源的成績。


工業考慮之外,針對杜琪峯作品的意識形態分析,《毒戰》彷彿也提供了頗供玩味的範例。中港矛盾、文化衝突、本土呼喚,它其實表現了怎麼樣的創作意向,實現了怎麼樣的詮釋可能,都是可一再討論,深化思考的。

2009年以前,香港電影每年持續減產,業界呈現開工不足,青黃不接的種種現象,合拍片當道,表徵著舊有製作模式已無法適應新時代新要求的「港產片已死」論述,在現實找到了俯拾即是的證據。2009年之後,如從工業角度考量,市道其實沒有太大好轉,但港片復勇回歸的聲音開始愈來愈強,今年甚至有了主體性爆發的說法。為甚麼呢?

不絕的曲線文化

同一堆現實數據,往往可以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詮釋。陳可辛、杜琪峯等在主權移交後一度抗拒北上拍片的香港導演,接連加入合拍大軍行列,人們當然可以視之為香港電影人終極「跪低」,揚棄港味,向現實低頭。但只要觀眾真的有留心他們所拍的「合拍片」內容,並且不流於表面,花點耐心仔細分析,不難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2011年,杜琪峯和韋家輝聯合導演的《單身男女》,劇情上兩大港男代表吳彥祖和古天樂費盡心機,追求來自內地的女子高圓圓,部份不明就裡的本土派影評曾以之為背叛香港,討好內地觀眾之作,在《高海拔之戀II》繼起,與之形成對倒式解讀之後,堅持這種說法已無必要。必須指出,2009年後的合拍片正好表現了香港電影人,在經歷數年摸索和磨合後,似乎已找到怎樣鑽空間的方法;如何可以不失本身特色和風格之餘,通過審查,繼續賺錢。

關鍵詞當然仍是那兩個字:曲線!

反拍誘發詮釋

《毒戰》作為範例,確實可看得人興奮莫名,因為它示範了曲線可以去到一個怎樣的高度。曲線首先來自反拍。反轉來拍,之前劉偉強在《不再讓你孤單》已做得咬牙切齒。《高海拔之戀II》某意義上也是倒轉的,讓港男港女在內地繞一個圈,重新發現對方(和對方身上的「香港性」)。《春嬌與志明》則是同類互相發現的通俗變奏。《毒戰》的反轉移植更加明顯了,幾乎任何熟悉杜韋舊作的觀眾都可一眼看出,整部片的情節設計以至調度安排,根本便是《非常突然》(1998,掛名游達志導演,司徒錦源、游乃海等編劇)翻版,同樣有看似聰明神勇的型男警察、其貌不揚的傻賊,然後結局來一個出奇不意的扭轉。兩片的不同,最主要便是把警匪身份倒轉:《非常突然》中的匪來自中國大陸,警察是港人;《毒戰》的匪來自香港,對抗內地民警。

翻用舊作點子,在新場景用新演員演繹換湯不換藥的故事,負面地看便是創意不足或躲懶圖僥倖,不過相信沒有多少觀眾會這樣看《毒戰》。(它絕不會是另一齣《大內密探零零狗》)再現並非無意識,它在在提醒觀眾它其來有自,並且通過對比令人發覺其相似,進而驚覺其相異,再進而探問其因,誘發詮釋,從而達到曲線目的。人們當然可把《毒戰》這中港逆轉視作為求生存的策略配置──合拍片不能拍壞差人,不能醜化中國形象,所以販毒主謀主犯都(必須)來自特區。是的,這當中當然有生存考慮,但《毒戰》的神采飛揚,大抵不是委曲求存的狀態下所能迸發。


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警匪片類型一向有兩線走向;一線讓觀眾認同警察,除暴安良,另一線則讓觀眾反而同情匪徒。一旦引入臥底角色,情況便更形複雜:即使走第一條線,透過主角視角,觀眾也會發現黑道中人的情義和可愛。《毒戰》的曲線在於,表面上,它走第一條線,片中的孫紅雷是觀眾認同的英雄,暗地裡,它卻走第二條,古天樂才是編導注入真聲的「容器」。電影的複合,放在合拍片及中港文化差異的背景脈絡下甚至更加放大:內地觀眾比較容易覺得影片真的在反毒,歌頌人民警察;香港觀眾則不難看出一眾港人深入內地,最後與圍捕他們的警察爆發中港大槍戰的箇中隱喻。如果說《單身男女》並未做到兩邊討好(片末古天樂那句「我回地球」,焉知非福的意在言外,為大部份香港觀眾忽略),《毒戰》似乎是吸收了教訓,熟練地步向「兩頭蛇」之路。

這種表面拍給內地人看,港人看仍可嗅出「異味」的做法,並不由杜韋專美。如說陳可辛《武俠》(2011)的中港解讀尚有過度詮釋之嫌,則《寒戰》(2012)高舉辯證地擁抱法治(內地看是依法施政,港人看是港式核心價值宣言)、「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人治的兩面詮釋),結果在內地票房直試三億,在港更摘下翌年香港電影金像獎九項大獎。

《毒戰》的非凡之處,在於不單止把港人關注的主題、港人習慣看的敘事方式、動作調度注入迎合內地市場的製作中,而是進一步成功延續作者風格;不怕你反過來拍,觀眾即使事先不看編導名字,還是可一眼認出那是杜琪峯作品,而杜琪峯這三個字,中港接受不同,但中港都有市場。

同歸於盡的命運

於是,沿著風格和導演簽名式前作的路線,觀眾不單認出了《非常突然》,還認出了七個港人來自《神探》(2007)中的「鬼」(分裂人格),再可上溯至《柔道龍虎榜》(2004)的「一氣化三清」(古天樂、郭富城和應采兒是一而三,三而一的角色分身)。

七個港人毒販,可否詮釋為都是古天樂的「鬼」或分身?這固然只是影評小趣味,重要的還是:透過反拍,編導成功地把《非常突然》結局原本的「九七」隱喻轉化為今天的中港「一鑊熟」寓言。年來李仁港的《鴻門宴》(2011)、劉偉強的《血滴子》(2012)、于仁泰的《忠烈楊家將》(2013),都依於「同歸於盡」,可能並非偶然。《毒戰》索性說過明白:警察(中方)從來都不信任企圖戴罪立功的匪徒(香港),結果雙方無法和解,只能「攬住一齊死」!

程翔在電影公映前發表了一篇題為《再問中共:香港民主化,你怕甚麼?》的文章,把中方不信任香港的底蘊歸結為三點:一擔心香港會成為西方顛覆中國的基地;二擔心香港出現一個植根於本土的政治勢力,從而削弱中方權威;三擔心香港的民主化進程會對大陸產生示範效應,威脅中共「一黨專政」的地位。依此,《毒戰》片末孫紅雷垂死也要把古天樂的腳扣在自己手腕,大可詮釋為至死也不給你自由,至死也不讓你有民主!

民主化,在中共眼中,來自香港,是毒品,是冰,當然要杜絕,要撲滅。結局古天樂「惡貫滿盈」,編導也不怕把他接受毒針注射死刑的過程清楚放到觀眾眼前。斷氣前他不斷繼續表示可提供其他毒販資訊,以資「戴罪立功」。「我大把料!」他歇斯底里地呼喊。香港觀眾看在眼裡,自是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近來常聽人說,香港近年的社會發展實在太政治化、太戲劇化,現實比戲劇還像戲劇。另一方面,電影觀眾不難有電影比現實更像真實的體會。我不希望《毒戰》的中港寓言會成為中港預言;但當現實比電影更電影時,電影所說的事,其現實意義大體更不宜忽視。

【原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3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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