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戰》討論會(三)



出席:張偉雄(雄)、登徒(登)、紀陶(紀)、陳志華(華)、林錦波(波)、喬奕思(思)、湯禎兆(湯)、安娜(安)、李卓倫(倫)、李焯桃(桃)

日期:30/4/2013
地點: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址
紀錄:朱小豐


相衝廝殺,相對成魔

湯:我覺得《毒戰》是另一樣東西,不單是中港矛盾,杜琪峯兩邊都插得很狠。正如朗天所說,很正常那言情位一定以孫紅雷線進入,前面的部份一定要裝模作樣。最初很清楚的,專業的就留給內地,馬虎的就留給香港,那七個角色—完全反了杜琪峯筆下團隊的形象。做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起碼他用了這方法,別說那麼多,走出來用的 form 給人感覺到你的 professionalism,用來砌一個形,讓你入局。其實古天樂是不知道自己有甚麼底線的,亦不貫徹的。你不要逼我,你逼我我也不知道會玩到怎樣。最初大聾小聾因為拿人民幣燒給他老婆,結果他幫大聾小聾掩飾事情,讓他們有條生路。到最後衝突的一場,你看到最初由走開,讓他們互相廝殺,希望可以死光,到最後他們搞不成,就連盧海鵬也殺了。其實是他自己逼自己在那個處境裡一路調節,讓自己走上魔性之路。但我覺得杜琪峯是有立場的,他不是純粹殺死公安很開心,或者反轉由認同A到認同B,停留在表面的顛覆。其實大家都是臥底,不過孫是一個 literally 的臥底,覺得大條道理、很正義的。所以那被抓的毒犯罵他,他說不是出賣,是抓他,這是基於自己的決斷或者自己的原則去做。當然古天樂是被逼的,由他想逃,被抓回,甚至用死去的人代罪也逃不到,看到他一步一步走進臥底的位置。到最後大家都是一樣,最初的毒犯被孫紅雷出賣,他也出賣了兄弟,結果表面上是壞人死去,其實 impact 就是在告訴你,任何人如果因為一套信念一路的去做,甚麼都沒有底線。將這套邏輯放在內地,像孫紅雷拿著一套價值橫掃任何東西,其實恐怖,會出現問題。所以我覺得其實是一個 parallel of 自己。

如果不講中港關係,講業界的話,香港電影只會被自己殺死,全都是自己人殺死自己人,一個人也抓不到。殺死自己人的情況可以是有心,像古天樂殺死盧海鵬,或者無意,像大聾小聾,很清楚的,阿頭跟徒弟。總之整個電影崩潰的話,其實只會是自己推倒所有東西,跟其他人無關,也不是外面的影響。叫你跟甚麼形式的去拍,其實都是多餘的。我就覺得它的 message 是兩面對應的。


安:我覺得影片的 identification 是 split 開兩個討論的,某程度上杜琪峯也令我們同時認同孫紅雷跟古天樂兩人。《非常突然》經常拿來跟《毒戰》比較,但如果再看,《非常突然》我們只會 identify with 劉青雲、警察、好人的一方,《毒戰》裡我們可以同時看或者想孫紅雷的一方和古天樂的一方。也有人說過,孫紅雷其實不是一個很傳統的公安,常常說要執法,而是有點抽象的。有一場要抓哈哈哥的時候,本來想叫古天樂調回總部的,但他還有材料,孫紅雷就再信他一次。如果那次不信他,或者調他回總部,其實那些人就不會死,故事說不下去。其實這裡也能說到孫紅雷不單是為了執法,而是心裡很渴望很狂熱地追求某種東西,那東西令孫紅雷跟古天樂的角色有點連結和近似。到了最後的鎗戰,傳統公安要執法,抓壞人已經變得模糊。

思:安娜和湯禎兆提供了看《毒戰》的新方式:古天樂跟孫紅雷之間有很強的聯繫。成魔之路,說不定是種互相求證。越來越多的合拍片表面上很好看,內裡又很多行不通的地方,在自問是不是應該義無反顧地堅持一套價值觀?古天樂跟孫紅雷之間這種充滿了演戲和猜疑的合作關係意義何在?難道僅僅是講禁毒教育?

登:其實杜琪峯、韋家輝的東西已不能單向看,而要用一個很大的 dilemma 去看。他們設計很多東西是 two dimensional 的。《單身男女》(2011)很多人發覺被它玩了,它設立到一個對立面。完全是二元的、相對的,然後希望那個不同的 perspective,或者不同的人的擺位會對應地放在不同的地方。這次很清楚,內地的觀眾完全看到孫紅雷所有的東西,包括創作以外的東西,包括為甚麼要死這麼多人,為甚麼公安有這麼出位的東西。而我們完全是在看那批香港人在內地做甚麼。它嘗試用這種 dilemma 去設定一個 unique 的 model,其他 Hong Kong Team 未試過用這方法去處理他們的創作,一路都是杜琪峯和韋家輝在用。孫紅雷有機會在那個這麼極權或者那麼 one dimension 的地方走出來,掃走對家。其實古天樂也是,他一直都是在用一個方法去做不同的人,你要甚麼我就做甚麼,沒有任何底線。根本這部戲對應的不是《非常突然》,應該是《暗花》(1998),就在一個這麼大的環境裡求生。很明顯的是,大家就是大家的對家,我是你你是我,我就是你的 dark side,你就是我的 dark side,一模一樣的。以古天樂去看,孫紅雷就是那個永遠不會見到的自己,一條心很樣板化相當抽象的一個人。這邊就是一個有血有肉,非常自私非常醜陋。其實就是 super-imposing,如果不是這個情況,我相信古天樂也不會出賣大聾小聾。命運到了最後突然汽車衝出來撞上去,我想他是以為自己救了大聾小聾,到最後他只是想出賣那七個人,沒想過出賣徒弟,結果連徒弟都出賣了。

我覺得CEPA的意義,透過古天樂的角色,其實很清楚:內地需要甚麼,我們就孝敬甚麼;內地要甚麼技術,我們就提供哪種技術。我們本來就是這樣,現在人人都 interpret 到CEPA十年最利害的香港人就上去教曉他們拍商業片,不然怎會有《北京遇上西雅圖》?問題是,幫你立功沒問題,但最後自己也粉身碎骨。

華:所以古天樂在死刑床被打毒針時,最後的呼喊是:「我還有料。」都是香港人的呼喊。

登:不只是電影業,整個所謂融合之下,這就是潛在裡面很深的香港人觀點,我從來沒見過一個內地人會讀出這種觀點。我想這就是杜琪峯他們好玩的地方,我未見過有人用這個 model 在內地發展。要不就像 fusion 菜《北京遇上西雅圖》。另一個 model 就是王家衛,自己找到個西雅圖出來。人人想避過的東西都是這樣,建立一個玫瑰園,那個玫瑰園 not really relate to 現實,甚麼南北可能都是多餘的,完全是他心目中的一個世界,有他的 uniqueness。最利害就是用到它的優勢,表現到自己的美學,就這樣。我懷疑王家衛也沒想過自己的電影,反應會這麼好,可能他都在想這是最後一部,真是「終極一戰」。

湯:他們兩個都超班的了。不過我覺得有一點處理上不理想的,就是《毒戰》犧牲了粵江那條線。因為粵江那條線才反映他對內地有多少認識。那是內地的臥底,抑或自我崩潰之中,實際是貪官線或者任何東西,那是最有現實對應,或者是他的 address,應該是我們期望看到他怎樣看這個現實投射問題。因為內部崩潰而突然令那兩個夥伴成了廢人,後面所有東西都沒了,某程度是破壞了電影的完整性。


紀:我反而覺得粵江是接回《黑社會以和為貴》(2006)尤勇的世界,它就是告訴大家在內地曾經有一班人,那叫做旗兵,這些旗兵現在到哪裡去?不見了?《黑社會以和為貴》就告訴你,這不就是那時的旗兵麼?我覺得就算在香港或者內地,這種人就成了幽閉人種,就像喬奕思所說的裡子。所以看到有很大的弦外之音,就告訴你別看它的表面,不是正的,還有後面。暗示給大家知道,他能力說的就只有這麼多。接著少說為妙,沉默是金,就是這樣。這種弦外之音就用《毒戰》這樣講出來。

思:在粵江這個地方,那七個香港人像在扮遊客,他們在天津碼頭外拿著相機在拍照,古天樂就很北漂。杜琪峯很會利用內地CEPA這個制度製造兩條線去走,內地很多導演也可以做到。只不過他們解讀的空間不是中港,而是共產黨和普通人,或者說是政治既得利益者 vs 怨聲載道的民眾。比如姜文《讓子彈飛》(2010),到底那個張麻子是毛澤東抑或是現在的民間英雄、異見領袖?一樣有兩種解讀。但內地將共產黨變成一種避不開的面子,於是躲在裡子講自己,歸根究柢是積極的。大家都活在一種電影的審查制度下,內地導演是生於斯長於斯,相比以前路逐漸走寬;香港人是要走進這種制度,受到規限,自然有不同情緒。


參看:
《毒戰》討論會(一)
《毒戰》討論會(二)

續:
《毒戰》討論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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