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大招風》:三位一體的香港命運再想像



第二十三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
最佳電影:《樹大招風》

如果歷史可以改寫,如果命運可以重演,如果一早預見到這個結局,我們還會走一樣的路嗎?《樹大招風》回到風雨飄搖的1997年,上演不能逆轉的時代宿命,正是二十年前剛成立的銀河映像,其時作品的命題。年月逝去,當年掌舵的電影人都北上面向神州市場,為港人言志的棒就交由年輕人接力。《樹大招風》既是回歸最初的紀念,也同時標誌著世代繼承,執導筒的許學文、黃偉傑、歐文傑,正是杜琪峯一手發掘的「鮮浪潮」計劃成果。

《樹大招風》並不選用更市場導向的片名《三大賊王》,表示其不單作人物傳記的野心,亦不是一部寫實的作品,別有一份文學性與詩意。當中「風」字猶意有所指,劇情上自是謠傳三人合作的風聲,片尾一曲〈讓一切隨風〉就有北風吹走賊王夢的延伸聯想,「風」正有時勢的意味。人與其身處的時代,就如樹與風一般交纏,是自然定律,無法逃避。2016年亦應是《樹大招風》面世最合適的風勢,至少今天已與九十年代有一定的距離,新一代的人對其陌生,舊一代的人卻仍有鮮明的記憶,然而社會狀態的轉變卻足以有懷舊的感覺,有重溫的價值。更重要的是,在本土/大中華論述熱鬧又貧乏的當下,有需要回看當年,去尋求起源,並尋問香港命運能否改變的結果。

銀河創作一直有歹角當主角讓觀眾代入並同情的傳統,亦在《樹大招風》有所延續。三個賊王套進港人的身份解讀,就見香港人的三個階層 (大商賈、小商人與草根)、香港人對中國的三種態度 (在本土獨大卻忽略來自內地的潛在威脅、為有合作商機而處處迎合、互相利用卻小心提防並猜疑),然而三位各自為政只有相繼失敗。那若三人可合為一體呢? 是否就可平反敗局? 電影主線一直在引導觀眾對其相遇的預期,去等待三人迸發的火花,到底可成怎樣的大事?

《樹大招風》的戲劇結構始於季正雄殺警,也終於季正雄被圍捕;電影的開場亦有電視報導回歸的新聞,配以身份證焚毀的鏡頭,到最後主權移交,首尾呼應的是身份的失落。《樹大招風》就是個人,以至其身處的地方 (香港),怎樣去對抗外來體制而最終投降的故事。三個散碎的形象,各有特色,有誇張與低調的對比,也有集外露與內斂的一體兩面,在不同編導手上亦有不同刻劃與襯托,偶爾在白天上演狂放的喜劇,轉到晚上卻是盤算犯罪的黑色電影。風格互相配合,起伏各有節奏,湊成了一幅完整的圖畫。

卓子強一直自豪能在香港的執法單位前自由出入,卻一遇上內地公安就只有投降,表現對香港的熟悉及對內地的恐懼;葉國歡因被標籤為內地人(其不忿不甘被搶尊嚴的身份)而沉不住氣才落網,而季正雄基於對內地小卒的不信任而滅口,留下的血跡卻成全了他所信任的自己人背叛。他們共同反映著九七前後人群的心態,是香港人的優越感,並對其即將失卻的迷惘無力。

剪接交替三人的不歸路,在後段其軌跡交集更頻繁,從開首各自有其段落,到後來節奏更緊密,同時交代人物的情緒轉變。如季正雄策劃行劫而放棄的爭持,夾雜著卓子強萌生放棄找尋賊王的念頭,與葉國歡立意不理手下埋怨而回港的決定,同步上演三人背棄自身想法的轉念。及後電話接通,三人連結,天台安靜的殺氣,西環噪音的投訴,一靜一動地展現各自的危機。因著電影的蒙太奇魔法,結尾的彭定康演說,得以在畫外音出現在三大賊王共存的畫面定格,演說內容的對象當然是香港人,此時香港人的身份就與賊王重疊了,也就說明,只有三人合組,才是完全,代表著港人的集體意識合一。

是以全片的最後五分鐘正是神來之筆,亦將其境界昇華到不只個人的故事,還是一個時代結束的記載,以虛構的情節去重現歷史性的一瞬間。隨著〈讓一切隨風〉響起,主權交替的紀錄片段代替了虛擬人物的場景,剪接所壓縮的時空讓觀眾驚鴻一瞥,原來三個賊王是有相聚的可能,距離他們的結盟計劃成功,距離命運的改變,可以是如此接近。

我們作為香港人作為觀眾,早就知道真實事件的由來,早就知道三人一同犯大案的不現實,然而我們還是去期待電影給一個不同的答案,我們還是去想像這個「不可能」,還是去推想「如果他們早點相遇、早點行動」。於是當《樹大招風》在接近兩小時的人物重構後,還在揭露卓子強的真正大計後,才通過非常突然的扭橋,將我們瞬間轉移回到殘酷的現實,再一次見證那真實的新聞片段,突出了當前的無力感。

然而,無能為力是否註定是唯一的終局?當《樹大招風》帶領港人重溫這段歷史與宿命,或可被視為一種正向面對痛苦與錯誤的勇氣。由此《樹大招風》有別於以往的九七作品,因為觀眾一早站在全知角度,面對大限不再是對未知的恐懼,而是重新出發的想像。當《樹大招風》止於三位一體成形的瞬間,而再沒有後續情節,其實也是給予觀眾自行想像的空間,這個夢未曾實現,卻也在等你我去實現。

【載於《第二十三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頒獎禮場刊》】

分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