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inema #9】圍城者的路──陳可辛情與變



如果一定要從《如果.愛》(2005,後文簡稱《如》)談到《十月圍城》背後的陳可辛,我寧願先回顧《甜蜜蜜》(1996,後文簡稱《甜》)的陰柔纏綿,想想黎小軍帶著李翹騎單車的午後。這個甜美憂愁最終停留在兩兩相望的愛情故事,相比起《如》對愛情童話的解構,相比《投名狀》(2007,後文簡稱《投》)裡個個不得好死的慘烈,可以說是導演陳可辛一路情變最溫柔的當初。


躲不開的二律背反

把他的創作心路推到聚光燈下的,自然是《十月圍城》(後文簡稱《十》)。優柔寡斷兒女情長的因素更見少了,陽剛味道的厚重是一個中性的方紅無法稀釋的,換成男人也無妨。曾經在陳可辛創作中反覆出現的詢問、質疑,甚至人性的灰色在革命旗幟的揮舞下,統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圍城中的兩方廝殺,頭顱與熱血齊下的慘烈。

有人說,陳可辛算計了「革命」,把孫中山的「民主」意志當成神主牌來使用,後面跟隨著浩浩蕩蕩的商業套路,數不清的情感箭矢,態度明確地射中不同社會體認的紅心,因此贏得盆滿缽滿掌聲不絕。

又有人說,在主題的妥協之下,陳可辛堅持講述個體意志的故事:不是為革命犧牲以名垂青史,而是捍衛小人物的生存追求,或父子愛或主僕情。因此《十》折射了香港文化不願被規範成集體意志的突圍行動,螳臂當車卻死得其所。

如此兩種對《十》創作動機的挖掘都說得通,恐怕連陳可辛陳德森兩位「大腦」都難以刪除一個錯誤答案。正題與反題同時存在,是哲學命題裡最令人莫衷一是的「二律背反」(antithesis),一方面為藝術創作帶來了多面夏娃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更貼近生活荒謬處境冷冰冰的真實。

媽媽與老婆同時掉進海裡,你先救哪一個?這個困擾天下男人的刁難問題任何一種回答都有道理,但沒有一個正確答案。愛情與麵包你選甚麼?愚忠與反叛你選甚麼?回憶和當下你選擇甚麼?商業與藝術你選甚麼?誰都能夠作自己的選擇,但誰都不能夠指責別人的選擇是絕對的錯誤,應該被推上審判席被道德凌遲處死。這,不就是生活嗎?

愛溫柔到冷現實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甜蜜蜜》的拍攝地點在香港,黎小軍與李翹的愛情始終為陽光和煦的氛圍所眷顧,如何寒酸艱苦奔波勞累,從現實的夢幻中迸發的理想光芒讓《甜》成為脫下了公主長裙的平民童話。

再看《如》,感動還沒退潮,就被陳可辛另一番愛的題解賞了個耳光。仔細想想,2005年出品的《如》是他最後一次耐心地為觀眾講解愛情真相了。2007年的《投名狀》,愛情變成了露水情緣、兄弟劫數之一種;2009年的《十》著墨家庭多,落筆愛情能少則少。情,怎麼一路變來?

《如》開始於孫納與林見東的相遇。兩人識於微時,境況窘迫,女人選擇攀附現實中的導演聶文,男人不忘舊情繼續生活,最終四目相對感慨萬千。這正是與《甜》結尾如出一轍的安排,儘管甜蜜的微笑不見了,豹哥、黎小軍與李翹卻找到了各自化身。

這不是三角戀愛的上下續集,而是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陳可辛拿後者來直面現實。流淚的觀眾一心想從童話般的愛情裡得到「如果」的甜蜜,自動略去了許多與現實相關的質疑:男女的愛真的可以跨時間而愈濃?真的會遇上一個無害的豹哥?鄧麗君能夠成就千萬分之一的街頭相遇嗎?兩人若然結婚,是否真能逃離現實的墳墓?

「假如是愛,不是幸福。」《如》中的馬戲班主就是這樣唱的。愛的美,在於它還有很多個如果;而幸福則是既定的當下,可能是家庭。愛情的光芒消失了,家的情誼在陳可辛的故事裡愈發明顯,到《十》則成為沈重陽等人捨身赴死的最大推動力。至於愛的童話性則被「回憶」收納,這一點被陳可辛巧妙地運用「戲中戲中戲」的方法表述出來,也即後設電影(metadrama)。


他的自白

《如》中其實有三齣戲。馬戲班主、小雨和張揚三角戀情是其一,班主與豹哥一樣最終死亡,但是小雨與張揚之間卻留下了許多問號,並未像《甜》那樣圓滿。其二則是導演聶文、演員孫納與演員林見東之間長達十年的感情糾葛,結局沒有終成眷屬這一說,而是珍藏記憶,把愛的美麗延續在自己的故事版本裡。林見東離開片場的時候要孫納別忘了北京;導演聶文則嚮往到青海去拍最簡單的愛情故事;演員孫納卻堅持那個故事發生在青海,紅男綠女均各自散去。在第二齣戲中,陳可辛藉聶文之口對自己的藝術追求作了夫子自道,對當下內地香港電影市場融合不無啟示,他說:「不管是哪裡的資金,哪裡的演員,我唯一的標準就是拍出好電影。」

其三,則是最為疏離的觀察者。他在《如》開始便說:每個人都是自己電影的主演,也可能是他人電影的配角,他到達聶文片場的任務則是送還那些被錯剪的膠片、被遺棄的回憶。他有時是排戲的觀眾,有時是與演員對話的麵舖老板,有時是演員孫納回憶錄的撰寫者,在所有故事散場後,他是最後離開片場的人。他傳達了陳可辛另一個溫馨的創作意圖:收藏回憶,重現回憶。

無論《如》的故事有多少層級,但絲毫不影響導演強調「現實」的清晰度。愛情與麵包,回憶與當下,是相同故事的不同版本;沒有甜蜜蜜,卻有苦澀,或者江湖相忘。

「投名狀」之死

從《甜》到《如》,陳可辛洗脫了童話的單一與夢幻,已經開始探討現實中的二律背反,表現最突出的,得數他詮釋「死亡」的不同態度。

豹哥的死簡直成了對李翹人生的恩賜,班主的自殺解脫了自己的愛情困惑,把問題留給了小雨和張揚。《投名狀》一開始失去常性的廝殺只是背景,倒是龐青雲從死屍中站起來的時候,藉姜午陽的旁白說:「這個年代,死很容易,活著的,更難。」

有人認為《投》主力描述兄弟之間的互相背叛,有人認為《投》又一次發揮了隱喻作用:龐青雲投誠而不得善終。於我,《投》最大的悲劇性在於,片中龐、趙、姜三兄弟的死亡,其罪魁禍首是強大而總是不在場的力量。這力量可以是從不出現陳公公,可以是用圍棋定龐青雲生死的朝廷官吏,更可以是《十月圍城》中遲遲到來的民主主旋律。它們與命運的最大相似之處在於:從來不與人正面廝殺,卻能引起最大規模的流血事件。

趙二虎確實死於龐青雲之手,但他繼續做匪的心思不會被朝廷所容;龐青雲的確被姜午陽刺殺,但是朝廷早打算將他滅口;至於姜午陽被凌遲,也並不是正義的句號。那些被他們兄弟三人殺死的敵軍,所謂舒城、蘇州與南京,從來不是真正的敵人,不是活最艱巨的難題。他們死的真正原因,不是因為投誠也不是因為反叛,而是因為從一開始他們就沒有看清誰是真正的遊戲玩家,誰操控著生死命運。

三兄弟之中,誰是最大的惡?龐青雲殺死城裡的降軍,斬了姦淫民女的士兵,帶領軍隊棄匪從兵,追求個人功績,每一個決定如果對照現實,都可以發現對錯判斷的模糊性。置身其中搖擺不定的姜午陽可以是每一個觀眾,選擇趙二虎還是龐青雲,都有撕裂之痛。有仁者德行的趙二虎又是絕對的善嗎?無從判斷。

正題與反題的共同死亡,以及折衷分子被折磨至死,死亡在《投》中是解不開存在之題的絕望。而將追求迥異的三人綑綁在一起的「投名狀」又是甚麼呢?「殺兄弟者,必殺之」的誓言本身是否充滿了現實的荒誕呢?打著維護投名狀的旗號去冒犯投名狀,是不是與「二十一條軍規」一樣構成了絕望的循環呢?


情感與革命

民主革命的概念令人激昂,中環浴血,孫中山卻不在場,這讓很多看《十》的人深覺惋惜。可是生活中這樣的事兒還少嗎?愛情令人做夢,芸芸眾生遍體鱗傷,真愛本身卻總是缺場。還有「幸福」,還有「成功」,還有「意義」……也正是這種宏大敘事的缺場,小人物的命運抉擇才得以表現個人化的特徵,觀眾的體驗才能找到不同的切入點,沒有被孫中山一個人的理解代言生存與死亡的意義。

主題與內容之間的矛盾,是《十》最耐人尋味之處,倒像是《拉貝日記》中南京城的老百姓躲在德國的旗幟之下被安全庇護,而那面納粹旗幟的提供者卻是一位人道主義者。荒謬性與調侃意味是躲不開的了。大多數觀眾在孫中山民主革命符號的籠罩之下,看完了一場中環大格鬥;有人回味片中小人物的情深義重,卻不會有人跳出來鼓吹「孫中山」。這種借用符號行商業之事的方法,早就有許多華語大片趨之若鶩;但講小人物故事,又容納與民主革命無關、甚至對民主革命無知的各種選擇,才是《十》最寬容的地方。至少在這裡,難得的,情感超越了革命。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陳可辛在《投》的悲劇之中深重的絕望,至《十》則成了選擇的開放,各種感情湧動其中,其死慘烈卻充盈希望。電影《月黑高飛》(The Shawshank Redemption,1994)中說,人分為兩種:忙著活,忙著死。這,大概是龐趙姜三兄弟與圍城兒女最大的區別吧。

結語

近數年,當香港電影人材的商業北上蔚然成風,文化游移、失卻判斷成為通病時,陳可辛卻在這幾年的探索中,一步步拔高了進入華語敘事圈的切入點──由愛情到民主革命,用思考與操守為認真拍電影樹立了一個標杆;不被市場的聲音俘虜,而是保留了電影創作者的話語權。

如果說羅湖口岸就像楚河漢界,陳可辛就是打著主旋律旗幟一馬衝關的人,如同中國城市規劃社會變革中傳說的紅旗釘子戶,在一方陋室上飄揚紅旗,在土牆上刷毛主席語錄,引用更高層次的權威與當下的制肘抗衡,真是既殘酷又戲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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