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家明:視聽之餘,看電影是為了練達人情new



適逢家明今年出版首本影評結集:《視聽之餘──香港及華語電影雜感》,學會編輯部於九月十二日約他在演藝學院做訪問。是日他沒有課上,說起電影話題滔滔不盡。由中學的啟蒙刊物和寫影評的歷程,一路講到新書結集想法、龍剛《英雄本色》和電影教育的意義等等,過程極盡視聽之娛。

訪問及整理:吳致寧、談晉霖、Anthony Ip

問:由你最初如何認識影評說起吧,你在《明報》專訪是這樣說的:「喂,其實點解會開始寫影評呢?就是當初睇《電影雙周刊》。」當年你是如何接觸《雙周》?哪些影評人是你的啟蒙?

答:自小我也有看報章影評,慢慢發覺報章不夠看。讀中三、四那時路過報攤見到一本開宗名義叫《電影》的雜誌(「双周刊」字眼很小的),我便跟弟弟商量。我和弟弟喜歡一起看電影,他說不要買啦,看不懂的,因為內容全是文字,幸好最後沒聽他說(笑)。我第一次買那期是張藝謀做封面的,是吳天明《老井》(1987)的劇照。一買我就不能自拔,實在很好看,很多影評、新片介紹和專欄,所有東西都很對口味,很多啟迪。同時期有另一本《家庭影院》雜誌,陳柏生負責的,提供錄影帶租借資訊。於是看《電影雙周刊》便看到首輪電影評論,看《家庭影院》又看到舊片資料,這便是我中學時期的電影教育。

印象最深以前讀的影評人,就是李焯桃、舒琪、羅卡和黃愛玲那群人,還有其他名字但記不起了。譬如讀李焯桃《觀逆集》,文字真的一針見血。我現在教書也常給同學說,《詩人導演──費穆》裏有篇李焯桃寫《小城之春》(1948)的文章,當然他修訂過幾版,但初版是香港藝術中心舉辦「中國電影名作展」選映《小》片,看後便寫的。不似我們如今可以「拉片」慢慢分析、做筆記,菲林看一次便是一次,但此文寫的是鉅細無遺的風格分析,讀後你覺得實在驚人。

問:你在大學二年級首次投稿《年青人周報》寫《情碎海倫娜》(Boxing Helena),之後在《年青》起用「家明」筆名寫專欄,那時期主要寫甚麼?

答:跟現在一樣,每星期主要寫首輪電影,篇幅約兩三千字,不過有時我會寫幾套戲。《年青》給我一個跨頁欄目,本是仰止的欄位。當時想「玩嘢」,因為看了戴力詹文(Derek Jarman)的《詹文絮語》(Blue,又名《藍》),那部戲很「攞膽」, 90分鐘只有一個藍色畫面,在文化中心大劇院看。有位女觀眾走去質問監製「這是電影嗎?」,監製答道「我覺得很有娛樂性」。後來我在專欄結尾部分加上「家明絮語」,前面寫首輪電影短評,家明絮語便寫電影的花邊趣聞。

想起來,香港很像沒有這種練筆的地方了,基本上誰人投稿《年青》都獲刊登。這本土炮刊物印刷雖簡陋,打開內容包羅萬有,有朗天寫哲學、周華山寫性別、袁智聰寫音樂、Henry Chan(陳錫海)寫時裝......上到大學我卻發現沒有人讀《年青》。

問:現在回想,大學教育對你寫影評有沒有影響?

答:當然有,首先大學校園很自由,可以隨意走堂。學校有些很懶散的老師,我完全不上他們的課,但因此有空間可以到圖書館自由探索。大學的資源比坊間影視會多,甚麼《波特金號戰艦》(Battleship Potemkin,1925)、經典電影、默片全齊。你會看到「噢,原來這個世界如此浩瀚」,單是電影研究書籍已經琳琅滿目。當然我也遇到好老師,當時副修中文,直至現在我依然感恩能上到小思的課,她帶給我很多對文學與閱讀的啟發。中大重視通識教育,我有機會修到關子尹、盧傑雄的課,然後tutor還是梁文道呢。我讀荃灣象山邨那些中學,當初以為自己很「醒」,去到大學發現自己不外如是,原來人各自有不同專長。

後來跟讀書組朋友成立了一個非正式組織叫「藝文化之友」。剛開始是覺得O camp很反智,總是一群人困在營裏幾日,一起叫口號,又不看新聞,這個組織就要反O camp,在學校宣傳叫人不要去,來看我們的放映吧,我們有啤酒飲,最後當然沒人來(笑)。當時我們放映一些反叛的電影,記得有位同學借了發電機,在百萬大道放映《感官世界》(1976)。有個保安走過來挨着燈柱看,我們完全不覺得傷風敗俗,沒有忌諱。所以大學這幾年很重要,因為自由,做乜都得。

家明中學時期買的第一本《電影雙周刊》

問:這本書的文章全部曾於2007年起在《明報·星期日生活》刊登過。如何劃下2007年這界線,不收錄之前的文章?你說自己是「崇洋媚外」,偏愛外國電影,偏偏第一本影評集只收錄華語電影文章。

答:因利乘便而已,因為我在2007年開始在《明報》寫影評,希望書中的文字能夠統一。而且之前寫的評論比較少,那年開始算是更加專注影評的工作。最初編輯阿Dawn選擇了用華語片作為影評集的方向,而我對此又沒甚麼所謂,既然決定了,就這樣好吧。因為我懶,如果不是編輯促成,就不會有這本書。

我翻看書中文章,發覺由2007年寫起的影評,不知不覺地間接記錄了香港發生的事和重要的電影,作了一個時代的印證。譬如《葉問》電影的潮流,由葉偉信的兩集到黃秋生主演的《葉問:終極一戰》(2013),在書中都有收錄,遺憾是沒有寫到《一代宗師》(2013)。

《葉問:終極一戰》

問:這個書名是怎樣取的?你用了視聽之「餘」取代「娛」字,像要書寫電影作為娛樂以外的延伸意義。看這書其中一個感受,是它不並非只論技藝的影評,一直讀著能察覺到對銀幕以外的世界的反思。

答:書名想了很久的,其實現在這個也不好,可惜我才智有限。我有點想借「視聽之餘」的名字諷刺影評的套語,譬如「極盡視聽之娛」,這樣一句說話,配兩粒星或者四粒星,或者「不能不看」、「忠於原著」,我寫影評都會盡量避免這些套語。改這個書名,第一是有意諷刺粗疏、人云亦云的影評;第二希望除了講電影最基本的sight and sound,看看能否察看另一些東西。

以前中學老師有兩句話,那時聽不明白,現在覺得是金科玉律──「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我們看電影是為甚麼?當然你可以說是看技法──剪接、燈光、攝影、配樂,你可以如數家珍。但這些形式骨子裏最核心的始終是人情世故。香港電影也好,荷里活電影也好,最核心的都是講感情、人和人的關係。我一路由《明報》寫影評到在演藝學院教書,愈來愈覺得寫電影要觸及這個層面。電影之所以好,是因為它夠「人味」啊,這才深刻,甚至乎有種跨年代的感染力。我覺得這些都是視聽之餘。

問:你對《中國合伙人》和《風暴》的評價都不佳,卻用兩種不同態度來寫,前者憤怒,後者諷刺,刊登時間相隔僅半年,是否心態轉變了?

答:可能是吧,我還是堅信譏諷比怒斥更具力量,尤其在這個蠻不講理的世代,硬碰只會弄得焦頭爛額,唯有嘲諷才能維持下去。某程度上這是周星馳教我們的,好比兩個人議論得面紅耳熱,周卻說句:「你講嘢呀?」對方反而無從指摘。在這個高壓的城市,正面迎擊行不通,便唯有用幽默化解。再有機會看到類似《中國合伙人》的電影,我想我還是以幽默待之,犯不着使自己氣結,或是直接不寫。

問:書中處處表現了你對香港政治的關注。像你寫《大象席地而坐》,開段便說「換個香港當下處境,完全可以把它想像成『香港故事』」。本書自序亦寫於6月12日警察暴力鎮壓翌日。你覺得香港影評人當下要如何自處?

答:我這一代人在殖民政府治下長大,教育從來只為產出技術官僚,而非全人發展,兒時讀書沒機會讀香港歷史,最終就是為了「去政治化」。香港可能培養了一群很厲害的專才,但他們完全不思考政治的。漸漸我們發覺認知不足,唯有邊走邊學。電影不只是電影,而是和整個社會土壤有根深蒂固的關係。怎樣的地方便會產出怎樣的觀眾,觀眾反過來也會影響電影。以前香港繁榮的年代,你還可獨善其身,現在不可能的,尤其當電影發行及其內容必受政治影響,如《十年》(2015)、《地厚天高》(2017),即使它們日後將成為有力的影像文獻,仍然沒有戲院公映。這讓我慢慢意識到影評參與社會的重要性。所有東西都和政治有關,沒有1949年中共建政,怎會有往後的中港台電影發展?

問:關於粵語片傳承的問題,〈犀利前瞻的龍剛導演〉寫到「我這輩成長最重要的八十年代《英雄本色》,其實是幾十年港片累積成果」,你怎樣看新一代香港電影的文化斷層問題?

答:這在我那一代已經出現,我們也嘲笑過粵語殘片。最初我們是怎樣看粵語片呢?是九十年代看梁家輝等人諧仿吳楚帆,所以對粵語片有先入為主的成見。2011年《信報》作者占飛說粵語片水平低劣不值得看,舒琪等人就成立了「香港粵語片研究會」,有段時期做了許多細心的研究。他們舉辦過中聯電影回顧,連我也眼界大開。那個年代的粵語電影人視野非常厲害,吸收了荷里活電影、俄國小說,又受意大利新寫實主義影響,只是沒人認真看待。香港作為福地,本來就是因為自由開放,幾十年來文化兼容並蓄。電影資料館的官僚體系不便粵語研究會的放映,故近年再次沉寂了。回到問題核心,就是這些電影不流通,政府始終不願牽頭做有系統的修復工作,民間團體亦無能力。

龍剛的電影當然套套「砰砰聲」!除了《英雄本色》,《窗》的故事根本是吳宇森《喋血雙雄》原型。《廣島廿八》,一部香港粵語片居然是關於日本原爆。《昨日今日明日》改編卡繆小說《瘟疫》,後來甚至成為香港沙士的預言。即使稍微説教,但動情之深和凌厲作風影響日後香港電影。現在要怎樣叫學生看龍剛的電影?YouTube或許有,但褪色的「鬆郁蒙」版本怎可能認真地看?

《英雄本色》,龍剛導演。

問:書末「給同學的信」最後一段話很動人,你說「與其像學院關心畢業生的就業情況,我從來更感好奇的是,四年前進來,四年後離開,我們有沒有因為(電影)教育,變成一個更好的人。」可否談談電影教育如何影響到學生的成長?

答:首先是技藝培訓,電影學院一直堅持培訓藝術人才,那就得教授他們基本的操作技巧。更重要的是品味培育,即使不是每位畢業生都會從事電影行業,但分辨好壞、多元思維對不同崗位皆有幫助,甚至影響更多人。再高一層......其實我也不清楚能否做到,就是學習人生道德的典範。最近的課有個專題探討與公義有關的電影,昨日我們便看了《人海狂潮》(Medium Cool,1969),片中芝加哥警方暴力鎮壓事件,正呼應今日的公義問題,其實電影正正有這種教育功用。如果一部五十年前的老片,仍然使你有共鳴,大概它講的就是處世哲理和生命借鑑。

拍攝本身就得學會尊重與謙卑,譬如學拍紀錄片時跟被訪者溝通也是一門學問。當然同學也會有掙扎,這就是成長的體驗吧。同時電影教我們觀察生活各方面,開啟對身邊事物的感覺,養成待人的同理心,這已無關日後你的工作崗位,而是為人的態度。這不是我們灌輸給同學的,而是藝術給予的價值。

問:現今社交網絡當道,很多人在網絡發佈影評文章,亦有更多人用video essay形式評論電影,你如何看待這現象?

答:我是挺支持新媒體的評論方式,它打破以往學術門檻,這是無限可能性的年代,即使只是中學生拍一段video essay亦可以引起關注,只是不知為何,香港及華語地區仍然未流行。就像美國影評人Jonathan Rosenbaum在《Goodbye Cinema, Hello Cinephilia》中說的,戲院模式可能落幕,就讓我們迎接一個電影迷的年代。

問:最後可否跟年輕讀者推介一本電影書?

答:橋本忍《複眼的映像:我與黑澤明》,好看亦不乏動人故事。一方面這是橋本忍的自傳,講到自己戰爭期間受傷入院,無意中看到電影雜誌的劇本廣告,誤打誤撞入行,足見生命的奇妙。另一方面,本書亦能見證黑澤明與橋本忍創作上的一絲不苟。有段精彩故事我看呆了,講橋本忍在寫關於武士的劇本,遇到一個細節百思不得其解:那些武士守在城樓上是如何進食午餐?橋本忍問歷史專家也無從考據,黑澤明竟然說這個計劃不拍了!大師對自己的要求就是這樣嚴格嗎?就是該這樣!方能造就千錘百鍊的電影啊。

《複眼的映像:我與黑澤明》,橋本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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