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境奇聞》的邊界new



伊朗裔導演亞里亞巴斯(Ali Abbasi)的《邊境奇聞》(Border),獲得2018年康城影展「一種關注」大獎,電影確是不拘一格。由於導演的異文化背景,當然令人聯想到電影中的人類與山怪(troll)兩族,是否喻指中東伊斯蘭教族群與北歐基督教族群,以及兩者在今時今日面對的文化衝擊。

就文本而言,《邊境奇聞》改編自《血色童話》(Let the Right One In)作者倫德維斯特(John Ajvide Lindqvist,作品中譯有《斯德哥爾摩復活人》、《靈異港灣》、《小星星》等)冷峻詭異的短篇〈邊界〉,在《童話已死》(Let the Old Dreams Die)後記中,倫德維斯特說〈邊界〉是他最喜歡的作品,而〈邊界〉也反映出作者對童話世界或民俗傳統的活用,在小說中至少看到山怪角色和調換兒(Changeling)兩點。


山怪角色在文學歷史中有悠長的歷史,可追本溯源至《散文埃達》(Prose Edda),據尊林道(John Lindow)在《山怪異史》(Trolls: An Unnatural History)一書所說,山怪的特點包括了危機、反社會、處於邊緣、時隱時現等等。這些特點都與〈邊界〉和《邊境奇聞》中的山怪形象相通。

山怪角色也出現在挪威劇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的《皮爾金特》(Peer Gynt,1867,蕭乾先生翻譯為《培爾金特》),《皮爾金特》本身取材自挪威的民俗故事,刻劃出皮爾金特一生曲折的冒險、旅程、愛情與成敗得失,劇作虛虛實實,主角足跡廣闊,場景雜多,且具社會批評信息。

據蕭乾強調,皮爾金特就好比「挪威的阿Q」,劇作最中心的信息,就是人生,以及人妖之別,人道是個性主義(individualism),妖道是利己主義(egoism)。所謂個性主義和利己主義,就是第二幕第六場中,山妖大王(Troll king, or The Mountain King)所說的「人──要保持自己真正的面目」(To thyself be true),「山妖──為你自己就夠了」(Be true to yourself and to hell with the world)。

這些世界觀的二元對立,也體現在《邊境奇聞》中,遇見了 Vore 的 Tina:到底是忠於個人良知和法制,還是忠於族群身份和家人呢?易卜生說得好:「活著就是要同心靈裡的山妖戰鬥,寫作就是坐下來對自己作最後的評判。」

〈邊界〉和《邊境奇聞》在主題上,可以通往易卜生名劇《皮爾金特》,而經過亞里亞巴斯的電影改編,他又加入了〈邊界〉所無的北歐黑色犯罪(Nordic Noir)小說及電影的元素(最成功者為 Stieg Larsson 的Millennium trilogy),當中牽涉到社會隱藏不見的黑暗面、強暴罪行、單調的北歐生活和工作等等。

相比〈邊界〉,《邊境奇聞》加入了兒童色情犯罪的調查,查案部分切合觀眾對北歐電影的預期,也令電影本身跨越了犯罪片與浪漫愛情片的類型框架,事實上,文本的跨越是〈邊界〉和《邊境奇聞》的重心:內容上跨越了古今的山怪角色形象,跨越了幻想與現實,也跨越了性別的界線,主角都是雌雄同體(Androgyny)。


《邊境奇聞》的身份政治十分尖銳,山怪在人類世界實屬「非我族類」,山怪的面貌奇異,行事古怪,甚至作調換兒的勾當,而人類也不一定高尚,人類的罪行也可以令人髮指。人類與山怪之間,難免有衝突,Tina的山怪父母就被送入精神病院,面對人類世界的規訓與懲罰,葬身於無名墓地,想必是鬱鬱而終。

山怪的身份政治,落入報復與順服、仇恨與同情的二元拉扯,當山怪從自然世界進入到人類的現代世界中,應該是順應而生、守法求存、安分守己、投入工作,還是移民他方、尋求自由、忠於族裔、建立(新)社區呢?《邊境奇聞》比原著〈邊界〉更優異之處,就是點出了兩者當中的空間與曖昧,《邊境奇聞》中 Tina 的抉擇,一切未明;〈邊界〉中的 Tina,已投入新的山怪身份。

〈邊界〉和《邊境奇聞》由前基督教的北歐民俗傳統中,找到山怪角色和調換兒故事,帶出身份與族群政治的問題。其實,《雷神奇俠》系列何嘗不是從北歐文學(包括神話與《埃達》)中攫取靈感呢?只是《邊境奇聞》中的山怪,都害怕行雷閃電。

附加檔案大小
Border_2.jpg281.53 KB
Border_3.jpg246.23 KB
分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