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卡路斯雷加達斯:生命就是愛和暴力的對峙



墨西哥電影經過上世紀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黃金期,一如香港無異,進入七十年代開始邁向衰落,直至九十年代初,新一代異軍突起,以新美學和新形式拍出新一代的墨西哥電影,被譽為墨西哥新電影浪潮,這一般都以1992年的墨西哥電影《濃情朱古力》(Like Water for Chocolate)為始,改編自新生代小說家羅拉艾絲姬禾(Laura Esquivel)首部作品,充滿了魔幻寫實的元素,該片亦獲當年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提名。

這個浪潮的特徵是,新一代的電影創作人,以性別議題、身份危機、社會政治衝突及傳統文化的興替等作主題,重新吸引了一批被荷里活電影搶走了的本地觀眾。其中艾方素柯朗(Alfonso Cuarón)導演就曾憑《衰仔失樂園》(Y Tu Mamá También, 2001)獲提名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及提名金球獎最佳外語片。


《天地悠悠》

從九十年代始,歷經二十年,結果,不止新一批墨西哥導演成熟及冒出頭,近年更於荷里活帶來新氣象,其魔幻寫實的根源,中美洲的氛圍,以至受歐洲殖民時期的影響,都跟荷里活口味大異其趣。當中,《飛鳥俠》(Birdman, 2014)及《復仇勇者》(The Revenant, 2015)導演艾力謝路依拿力圖(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引力邊緣》(Gravity, 2013)及《羅馬》(Roma, 2018)導演艾方素柯朗;專拍怪人怪物的《悍戰太平洋》(Pacific Rim, 2013)及《忘形水》(The Shape of Water, 2017)導演吉拿域戴拖路(Guillermo del Toro),三人年齡相約,都是60年代初出生,都在其五十歲之年,合稱「墨西哥三傑」。

從墨西哥步進荷里活,這批導演的中美洲視野固然發揮了創作活力,但少不免地融入荷里活的框架內,至此,2002年抬頭,現年四十七歲的卡路斯雷加達斯(Carlos Reygadas),無疑是下一代的表表者,他的首作《天地悠悠》(Japón)在康城一鳴驚人,拿下代表最佳首作的金攝影機獎特別提名。

原始的影像,詩意的敍事,殘缺的美學等,在在與上述步入荷里活的三傑大相逕庭。他更重視電影語言元素的實驗意味,電影裏的世界觀和悲傷美感,很大程度傳遞着一種來自歐洲的感性,也正因十六歲時,受俄國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影響,而潛心投入電影創作。

他追求的不是雅俗共賞的電影,而是更多個人的抒發,內心元素的描寫,以至是人與土地的聯繫等等;戲中,他的繆思,正是老態龍鍾的寡婦,也是畫家的一個心靈之旅,內在變化,宗教和性、生和死的交疊、人性和獸慾等,共冶一爐,明顯是返璞歸真,當他的上一代要融入荷里活時,他卻回到自己歐洲和墨西哥的根去。

他的電影,鍾情形而上的思維和哲學層面的探討,他曾經形容自己每齣電影都是從天地初開到混亂(From cosmos to chaos),又由混亂回到天地初開。他視人生是一段又一段複雜的旅程,差不多每部戲都是關於走下坡(downfall)。

另一特點,出身自鄉郊地區的他,其電影場景都是郊野,絕少涉及現代城市,也正因此,在他戲中不絕的是動物、樹木及山巒,每片無一欠缺。在這個大自然裏,暴力是一部分,他不避嫌地將動物的暴力鏡頭放在戲中,以此來表現了現代人生活,乃由各種暴力組成,包括了推動經濟的競爭,就如食物鏈中的弱肉強食,文明社會只是將暴力規範代了,一來到大自然,一切便無所遁形。這也是為何,現代人並不能勇於正視構成現代生活的元素,這麼需要娛樂產品。

僅以雷加達斯一段話作結:「我只想誠實面對人生,我所看到的人生。但我想無論是現實世界或我的電影,都包含着許多的愛,遠遠比暴力多,我們常常經歷失敗和挫折,我們想在愛中生活,但失諸交臂,然後再嘗試,再失敗,周而復始。但我看到的是,我戲中的愛,遠比暗黑的力量為多。」(I just want to be loyal to life, to what I see. But I think that there is a lot of love too, more than there is violence — in real life and in my films too. We fail all the time. We try to live in love but we fail, then we try again, fail again, and so on. I definitely see much more love in my films than, say, dark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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