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雨傘到反修例︰誰未散?誰已散?為何聚散?──《散後》new



最近有報道指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的研究發現,反修例運動期間,每五名成人就有一人患上疑似抑鬱症或懷疑創傷後壓力症(PTSD),其中呈 PTSD 症狀者比率由佔領運動後一年的2.1% 攀升至去年的31.6%,情況令人憂慮。[1] 是的,街頭動盪,人心不安,亟需關注,電影人探討近年兩場大型社會運動後香港人的生活與情緒的變化,也是應有之舉,不少相關的劇情片也陸續面世。

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呈現與剖析「人」的變化?常謂香港人經歷了這幾年已然「覺醒」,可是全體的政治取態,難述個體的人心幽微,在「政治」的態度上變得積極者,也許在「情緒」上顯得更落寞;在街頭上跑得最前、意志最堅定的,在私務上說不定尚有千頭萬緒尚待梳理。數百萬人的心事,千億般的可能,各人的性格、處境都不相同,自難一概而論,這只是指「公」「私」(其實不應執邊二分,姑且簡化地這樣說)二者沒有必然關係而已,更難去描寫的,就是公如何影響私,私如何推動公。舉例說,當和理非變得勇武時,會否令其在私情上走得更前果敢灑脫?當前線因種種原因暫退下來,情感上的防線會否也不易守得住?心態上人們希望齊上齊落,但常態是你進我退,時上時落,更別說,歷時數月以至數年的運動中,大家經歷的「事件」多不勝數,事態的起落與人心的張弛,相互的關係就更難說清。沒有必然的方向,只有一個又一個具體的故事。

《散後》試圖描寫幾個年輕人自雨傘運動至反修例運動的轉變,是勇敢的題材,處理上卻相對落伍。這是陳哲民自編自導的長片處女作,原名《戀@廣場》,於第二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專業組勝出後,在2016年開始拍攝,原本只是講述雨傘運動前後的故事,但製作發展期間見到當前社會的變化,決定修改素材,在最近的香港獨立電影節作首映,已加入關於反修例運動的情節。

電影採倒敘結構,但開場不久就已回到傘運去,幾對年輕男女青春有為,各有理想,在2014年學界大罷課時已積極參與運動,「重奪公民廣場」事件後更是全情投入(也就是原初片名所指的「廣場」吧),可是各人因性格與處境,分歧逐漸明顯──柯煒林飾演的少年有志於創新科研,家庭從事旅遊、運輸等行業,因佔鐘佔旺生計大受打擊,對年輕人抨擊再三,而他夾於家庭與前線之間,偏向「又傾又砌」,主張不能一味前衝,後被指控為「散水左膠」,甚至在現場被喝罵驅趕;吳海昕飾演其情人,修讀法律,取態上更加勇武,一直站在最前線。政治上的分歧,再加上種種偶然,如柯的祖母於醫院彌留之際,吳正在旺角打攻防戰,在人生重要關口未能同行,雙方一時意氣都怪責對方未能相伴,於是漸行漸遠,而此時柯又與一直陪伴在側的女性朋友(馮海銳飾)開始曖昧,情路上更是翻波。

陳哲民在重現「佔旺」地景方面,資源雖然有限,一輛巴士、幾個帳篷,仍已算做到可信的效果,這無疑是可嘉的,可是在寫當時運動參與者的思緒方面,就可惜頗為表面。「佔領」到底是該死守還是流動,應去「衝」還是「傾」,面對生計受到影響的市民,要開路抑或堅持,討論可以非常複雜,情緒上的波動也可以很大,陳梓桓的紀錄片《亂世備忘》(2016)有很精彩的觀察,同樣以幾位有為青年為對象(當中也有讀法律系的女大學生,令人想到吳海昕的角色),也講到他們遇上社運老手或前線成年人(在《散後》中也有何啟華所飾的相類角色)後一同進退的討論和行動,每一日每一晚各人的思路都有變化,是進是退,不可能是一句話能定奪的抉擇,《散後》往往只是各敘立場後就開始對罵(又或草率說要投票決定),然後有人選擇離開有人選擇沉默,連當中的理據和情緒都沒法說得充份、清楚,在這方面還可能不如一般幾分鐘的時事節目節錄。


當然,正如陳哲民於映後談自言《散後》寫的是「人」而非「運動」本身,詳實記錄運動的發展或正反的理據,並非影片最關注者,敘事片有其目標和限制,上述的缺失也不算致命傷。事實上,陳哲民有嘗試發掘不同人的變動的可能,例如柯的「藍絲」長輩中,有本來口撐年青人,但因「手停口停」才去拆路障的;陳哲民親自飾演柯父,坐在金鐘商廈高層又在大陸有生意,雖然反對他眼中「即使認同其理想然而不可能有實質作用」的運動,對兒子也並非一味訓斥;馮海銳演的是新移民角色,關切中國與香港的時事,雖然不是次次走到最前,然而一直希望和平地傳遞社運信息,沒有輕言退場。這些角色確實拉闊了電影的時代「圖景」,但各人僅有幾句對白發揮,「身份──立場──對白」的寫法即使不算片面,也無助我們了解各人是怎樣理解這場運動的──倘若我們說不論黃藍都有可能受到「迴音壁」的限制,其實雙方都知道對家壁內見到的內容(就是彼此都相責對方看到的是「假新聞」,其實多多少少都知道對方所見的,才能批評為「假」),然而這座壁壘到底如何形式、其視角的偏正與闊窄(及其矛盾)是怎樣隨時挪移、大家如何處理種種即時的信息和正反的論據,甚至其世界觀的細節(如以台灣為例,只求「發大財」只是表面,「後蔣經國時代」的遺痕也許更形關鍵),才是電影人需著力研究與呈現的。《散後》以運動為背景卻未能說得深入,誠然遺憾。

《散後》更大問題在後半部。雨傘過後,柯與吳各行各路,前者負笈海外,揚名歸來,成為青年才俊,還有意進軍大陸市場,後者在清場時被拘捕,後來更積極參與政治,並當選議員被視為新星,但參與政黨後,不再只是「衝衝子」,漸漸也有「又傾又砌」的務實傾向。柯如今名成利就,雖也願意為親民主政黨演講,但顯已離開社運,他是怎樣回顧往昔的?現在的他又會如何看反修例運動?若說他當初由積極轉冷淡是由於家人的影響,但他回來後再沒見到家人的身影,他現在與家人的關係又是如何?至於吳,她又會怎樣反思當年的言行?她是變得退讓了,還是已有完整的進攻政壇的理念?他倆會視雨傘運動為失敗的悲劇,還是滋養未來的土壤?影片都付之闕如。查映嵐在〈消失的傘後撕裂與抑鬱〉一文就指「劇本對傘後一代於『散後』的走向可謂想像得相當正面,五個青澀大學生後來或從政、或創作、或搞科技初創,2014年的激烈情緒與政治能量全部得到正向轉化,倒是未見刻劃現實中大量傘運青年集體陷入的創傷、抑鬱、絕望及其超越」,正向轉化倒未必,最後一句卻是切中肯綮。

更莫名其妙的是劇情的發展。柯與吳傘後再遇,舊情復熾,一夜激情過後,吳明知柯已有女朋友(正是當年彼此的好友馮海銳),竟對他說並不介懷,想見她的話可以「隨便」(真實對白)聯絡,短暫相見也可以。情慾自主,男女感情複雜多變,並無問題,但導演刻意拍這場床上戲,激化了情感的矛盾,卻與「散後」的主題愈離愈遠,最後寫到反修例運動發生(其實只有短短幾個鏡頭),柯吳秘戀卻被八卦雜誌揭發,三人無法面對對方,於是再次離散,傘後人散聚後再散,導演是想說時代拉散了無數人的情感,還是想說青春戀情的離合惜悔在每個時代皆是如此?無論如何,電影中呈現時代的背景與人物的情感結果彷彿成了平行時空,意旨不明。吳的角色在感情上變得「隨便」(並非道德上指責),當然也許只對舊愛如此,但情感上的勇武與她當年在前線上的勇武有沒有關係(回應本文第二段)?柯在情感上的猶豫不決也許可說是上承雨傘時是衝是傾的搖擺不定,然而這樣的性格聯繫,也沒有任何深刻的意義在。


說白一點,就是這場「合──離──合──離」的三角(或多角)感情,彷彿就是預設的套路,盲目硬套在雨傘運動的背景,然而其實抽出來放到保衛天星碼頭事件後任何一場社會運動,故事都可以成立,人物的形象也可完全套用。這樣寫,既看不到社會,也寫不到人物,太虛泛了。《散後》的故事當然仍能觸動到部分觀眾,大家都能在自己身上或身邊看到相類的情節,可是當中完全沒有反思性可言。柯與吳,說沒變也可(理念上),說變了也可(情感上),很難定調是「正向轉化」,有趣地,全片唯一不變的,卻是蔡頌思飾演的「旁觀者」,她在戲中是柯的親戚,一直住在外國,對香港人的印象多屬負面(搵錢至上、待人冷漠……),然而天真爛漫,到雨傘時來到香港,積極觀察社運,被香港人新精神感動,到最後更走上記者(民間?)路途,在反修例運動上繼續堅持,在理念上、性格上都沒見到太大改變。導演安排這樣單純而正面的「旁觀者」角色,不知有何原因?

許多導演都嘗試以大時代為背景寫自己念茲在茲的人物,盡力在商業片中言志。吳宇森的《喋血街頭》(1990)拍他熟悉的時代,從六七暴動拍到越戰,儘管沒有嘗試深入探討政治和歷史,拍前者只是一般印象中的滿地土製菠蘿,只見示威、鎮壓與流血,後者更直接參考荷里活幾部越戰片的場景,沒有更仔細或詳實的挖掘,但他掌握到時代的面貌,幾個人物的性格與感情又寫得鮮明、深刻,這是藉動盪的世情發展出誇張的恩怨的港產片經典示例,有類型片的不合理處卻沒叛離人物應然的情義。又如陳志發的《點五步》(2016),本非針對雨傘而拍,沙燕的故事本來已很完整,幾位主角的發展與分歧也寫得不俗,但最後講到林耀聲回到佔領區,青春熱血有贏(球賽)有輸(追不到女神),本該積極向上的成長路、事業路,卻與香港人一樣到雨傘時不知去向,然而他仍然站著,情感雖抑鬱,但他這次拿著球踏步到中環,就是導演以面對當下的方式處理思緒、以「輸贏都係呢半步」的理念應對社會的信息。這兩部電影藝術成就各異,但都有認真想過如何將時代變化與人物感情結合,而非硬套。《散後》結尾陰厚的憂鬱心情,可能真是創作者的「傘後」餘緒,但如今刻意接上反修例運動,這個「主角」散了而「香港人」未散的對比,真不知道是勵志,還是可歎的巧合了。


註:

[1] 明報:《港大研究:1/5港人疑患抑鬱或創傷後遺 患病率如災難恐襲地區 料公營精神服務需求增12%》,2020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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