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田抗爭的身後身,抗爭者的眼前路──短論《活在三里塚》



還以為關於成田抗爭,看過小川紳介的三里塚系列之後,大致上,基本上都去到曾經滄海難為水的狀態。剛看了在小川紳介《日本解放戰線:三里塚之夏》(1968)裡被捕的攝影師大津幸四郎年屆八十的作品《活在三里塚》(2014),沉重得一時說不出話來。


首先是譯名。英文名是 Wages of Resistance: Narita Stories,直譯大概就是「抗爭的代價:成田故事」或「抗爭的代價:眾數的成田故事」,沒甚麼陽光燦爛壯志激昂,倒是有點回頭已是百年身的況味。中文「活在三里塚」這個譯名(去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翻譯),驟眼看來非常普通,沒心思以至沒焦點,看完後才覺得這個闊得無所不包的名字,正好 hit 中一個我也竟未曾認真在意的問題。我們都知道三里塚的農民沒有因為日本政府要建新機場而退讓,1978年成田機楊啟用而農民都繼續在那邊居住和耕種──問題就正在這裡了。在外人眼中,成田抗爭很火爆吧,那瞭望台和發射塔很有型吧,但對外人來說,不論對抗爭有多認同也好,那不過是「一件事」與一些畫面和場面,排在芸芸世界抗爭經典之列的其中一件事和一些畫面。我們不在那邊生活,我們的腦袋也就容許我們沒頭沒尾的只有一件事和一些畫面的印象。但三里塚的農民本身呢?他們不離不棄的支持者呢?他們就是在媒體關注和外界記憶的盡頭繼續抗爭和生活。

於我來說,小川偉大的地方,就是他有人類學家的耐性和想像力,能將農村的人和活動放在二十世紀現代化「發展」去考察,所以三里塚/成田機場抗爭後,他就專注在牧野川跟著農民生活,看農民農業農村如何與都市化及現代化互動。互動這說法當然不準確,貼切一點是節節敗退,但小川的人類學家眼光就是有能力將這過程中,將農民超越時空的技能、智慧和光輝組織及表達出來。而大津的《活在三里塚》展現的完全是另一種人文關懷,他也無法不承認成田抗爭是一件事件,但事件 + 人 + 時間,就衍生了另一層次的敘事/故事。這故事與飛機在天空飛來飛去的輕盈相比,是無比的嚴肅和漫長。片子首個訪問對象是住在「團結屋」的一位長期參與者,簡單介紹了他這四十多年於成田抗爭所參與的角色後,畫外的訪問聲音劈頭就問:為甚麼你會用一生的時間來參與,為甚麼沒變?

彷彿這是個「選擇」,某個獨立而理性的心靈經分析後作的選擇。但片中接著出場的幾位老伯伯老婆婆的故事,才如剝洋蔥般道出故事的底蘊。立場當然沒變,但他們至今仍然「活在三里塚」,也許都不是四十多年前已下的決定,而是成田抗爭這事,已無可挽回的將他們改變。所謂留下與改變,一體兩面。即使不過是觀眾的筆者,在某些片段時,都無法不覺得這種「放唔底」就是徹頭徹尾的創傷──傷口不但無法癒合,並在不能癒合的位置增生組織,生多了一舊肉。將自己存有的基礎押在這創傷上,是否太過嚴重了?

例如一位在小川的《三里塚之夏》裡出過場,十八歲的「西瓜男」,當年是村中「少年團」的成員,今天已是接近七十的老人。當年與今日兩個時段的畫面對照已是無比震撼。更震撼的是他現在雖然沒種西瓜了,但他出場基本上都是與耕種有關的,訪問片段不是在田裡種植收割就是在小屋裡秤菜包裝。導演在片末時,又是問他為何堅時至今,他就因為當年一位自殺戰友文男的遺囑。自殺的是當年少年團的領袖,他自殺原因至今仍是個謎,但臨走之前他寫道,希望同志繼續在三里塚生活,直到最後。阿伯笑說文男自殺是挑了一條易走的路,但他自己則嚴肅對待文男遺言的要求,耕種這工作,不過是令到「活在三里塚」這選擇具備經濟基礎而已。換言之,留在三里塚是阿伯自己的選擇,抑或是遺言有如幽靈般的律令叫他若要對得住自己對得住人就得好好在三里塚裡想辦法?你可能認為是他想多了,或者詮釋者如我想多了,但事實就是不少人在這種誰知誰想多了的情況下,在三里塚六十年代一直生活至今,超過四十多年。這就是大津幸四郎的三里塚人文關懷。


不知道片末 credit 的蒙太奇是誰的主意:首先是大津在《三里塚之夏》的被捕片段,然後就是全片一直躲在攝影機後掌鏡的大津製作花絮片段,他與受訪者交談,擺定腳架設計取景,在文男的墓前拜祭等。八十歲的他,在片段裡無比的精力充沛,很專注、精準也很享受,就如要了一個畢生的心願。事實是本片去年發表,同年他就去世。當其他人將成田抗爭視為一件單獨、偶然和已完成的事件,大津鼓其餘勇的描繪出一幅無法擺脫甚至此恨綿綿的 after-life。但或許這 after-life 都太沉重、難以直面,並且看不見終點,完成本片後他就抄條易走的路去了,看過本片的觀眾也必定會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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