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談《野山》:制度要改,老婆照換



友儕談起《野山》總愛把它和《黃土地》相提並論。固然,一部是影象為主的悲劇,嚴肅而疏離;一部是戲劇為主的喜劇,輕巧而親切,基本上很難兩相比較,硬分高下,大可不必。若以女性體態作比喻,《黃土地》近乎現代女性的高瘦標奇,合乎國際潮流、港人口味;《野山》則近乎唐代女性的肥滿豐潤。各花入各眼,但後者更富娛樂性。

先不論《黃土地》在香港及國際是否給過譽了,《野山》在此地被普遍冷落與低估,頗為教人傷心。此片其實充滿野趣與生機,像一幅春意盎然的民俗畫,俗中有雅,看得令人開心舒服,奈何生不逢辰,匆匆推出,很多人連知道都來不及就落畫了。

《黃土地》的背景是三十年代的陝北。《野山》則是八十年代(應是八三、八四年間)的陝南。原著小說是賈平凹寫的《雞窩窪的人家》,經濟改革之風也吹到這低窪地帶來了。桂蘭嫁了個保守因循的灰灰。灰灰的弟弟禾禾當兵回來,見過一下世面,不滿足于千年如一日、做牛做驢般的落後農村作業,想盡辦法要出去「折騰」一下,於是賒賒借借,養柞蠶、飛鼠,甚至出城做搬運工人,要掙口氣,出人頭地。桂蘭是個開朗、潑辣的女子,不滿足于丈夫的因循守舊與自大自滿,一心想效法禾禾,出外面舒展一下,創造新環境,卻給保守傳統重重封住。還有就是禾禾的媳婦秋絨,苦命女人一個,整天又顧莊稼,又顧孩子,給命運折磨得喘不過氣來,卻仍然貼貼服服認命。賈平凹寫經濟改革帶給這些人的變化,用的不是老套的進步與落後形象的對立二分法,而是通過這兩對夫妻相互之間思想和性格的摩擦衝突、和解又分離,終致互換配偶,巧妙地指點出農村家庭過渡向新生活必須經歷的一些變換和重新組合。更為巧妙的是,賈平凹用的不是一板一眼、冷硬嚴肅的腔調,而是用上土俗的、親切的、喜怒哀樂交雜的筆調去抒寫。既有整個農村社區普遍精神面貌的展示,也有個別人等精神上、生理上變化的描繪。特別是生理層面的,諸如男女之間的性與愛的需索,對食物和居住環境的要求,都勾畫得細緻入微,引人入勝。

顏學恕改編這個小說完全依循原著的影像,只是圓滑了些,更突出了喜感,加強了明快與樂觀的底色。這樣做法,固然是為了既能逗樂觀眾,也符合政策的要求,有點兒避重就輕,但顏學恕作為總執行者的成績也確然不錯。片中有幾處特色,是大陸片中難得一見的,甚至可說是重大的進步。其一是喜劇格調極其流暢統一,選取演員和指導演出亦甚有眼光,特別是桂蘭一角,既生動活潑,又有真實感。其二是攝影和錄音都有紀實性。早晨、黃昏、黑夜的光影處理不是單以美為依歸,而是把真實放在首位,對白與聲響處理更完全採取國內及香港都甚少肯用的同步錄音,強化了演員表演與環境的真實感。其三是因應角色與情景的需要,大膽拍出大陸電影最犯忌的「炕上戲」:片中的四場炕上戲,都處理得恰如其份,既不誇張也不生硬尷尬,春意盎然得饒有意義。

《野山》於1985年底在大陸公映,賣座聽說相當好,有望擠身年度五大賣座之列。至於文化藝術界的反應,就更為熱烈了。從電影文化的最高領導人夏衍、石方禹到權威美學家評論家鍾惦棐,都給予本片甚高的評論。其他理論性與普及性刊物報章,也紛紛湧起座談、研討《野山》熱潮。其中,也是讚揚的多,批評的少。間有些比較保守的言論,是針對影片中換妻這個情節而發的,認為寫得太興高采烈了,似乎有點那個。作家劉紹棠,在一次座談會中,借題發揮做了一次反擊:

「……其中的換妻尤其換得好,它衝擊了農村的封建婚姻,不像《喜盈門》分了又合,轉了一圈又回去了,還搞那四世同堂。那是一種陳腐的道德觀念。而《野山》是一種新的倫理觀念。太好了!即使現在農村的老腦筋想不通,看了罵人也無妨,將來他會服的。桂蘭和灰灰的分離,實際上是她和舊的驢推磨生活的告別。和禾禾的結合,也可說是對新生活共同嚮往促成的。我們有一種傳統看法,似乎離婚就不好,以我們離婚率低為榮為文明。這種看法妥當嗎?對於農村中不合理的包辦婚姻的繼續維持倒是文明?我認為《野山》中的離婚和重新組合家庭,正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是與我們生活的前進步伐一致的。」(《電影藝術》1986年第一期)

不過《野山》於1986年5月在香港公映,情況就冷落得可憐了。大陸近年描寫當代生活與經濟改革帶來的社會轉變的影片,幾乎沒有一部是賣座上較為成功的:《人生》如此,《雅瑪哈魚檔》、《如意》、《野山》亦如此。反而以舊社會為題材的影片,遠如越劇《紅樓夢》、《七十二家房客》、《林家鋪子》、《早春二月》、近如《西安事變》、《城南舊事》、《黃土地》,倒能博得叫座與叫好。這是否多少反映出香港觀眾怕接觸中國當前的現實,或是對中國的現代化仍然抱持消極的態度,缺乏興趣與信心呢?這也許是個值得社會學家們深入研究的問題。

(原刊《百姓》半月刊第122期,1986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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