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果的《我城》:西西如何作為文學引介人及香港政治的關係



陳果的「香港三部曲」(《香港製造》、《去年煙花特別多》和《細路祥》)盡顯出他對香港社會的獨特看法。西西的小說《我城》和《浮城誌異》等,則流露她對香港社會的情感。兩位的作品都極富香港情懷。由陳果拍攝以西西為主角的文學紀錄片,自有其吸引力。

劇情片導演的觀點和思想可以藉故事情節表現出來,紀錄片導演的觀點和思想,則從揀選的受訪者、受訪場地、訪問的問題、拍攝角度、剪接等表現出來。搖擺不定的鏡頭運動、場地如果欄、劇場、茶餐廳、模型小房屋加上公仔造型的人物,遊走城市不同角落,可理解成童話和魔幻的結合,以扣連西西《我城》的童話化和魔幻風格。因此本片並非沒有導演對西西的觀點和想法。反之,導演眼中的西西,或許只有童話化和魔幻風格,正如洛楓所言,此片卻缺少了西西作為「作家」的本體與文字本色。[1]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有別於中國和台灣,有其獨特的政治地位,正好孕育出像西西這樣在中台文學界別具一格的作家。此片開啟了西西與香港政治歷史關係的大門,卻沒有探索討論,實屬可惜。本文嘗試討論西西如何與香港政治歷史扯上關係,順便回應洛楓提出西西「如何跟香港數十年的文化蛻變息息關連、憂戚與共?」[2] 這同時也牽涉到西西「對世界的好奇」。[3] 要討論這問題,就由瘂弦的訪問說起。

當導演訪問瘂弦時,他笑嘻嘻地稱,當時六、七十年代的台灣作家,每次來港都買台灣禁書。另外,當訪問西西有關她在《中國學生周報》寫過影評時,她表示看過安東尼奧尼、費里尼和小津安二郎等的電影。瘂弦和西西的回應,禁書和電影,好像全無關係,但放回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歷史脈絡來看,就可看到這與當時香港特殊的政治環境有關。(編按:《中國學生周報》所屬的友聯出版社獲美國國務院及中央情報局成立的亞洲基金會資助,即所謂「美援」,有反共傾向。而在冷戰時期,香港反而容納了當時兩岸都查禁的文藝題材及形式。)

由於當時香港既非共產黨統治,亦非國民黨統治,而受英國殖民地統治,出版社可以在香港大量出版中台禁書,瘂弦那一代台灣作家,視香港為接觸這些禁書的一扇窗口,從香港購買國民黨禁止出版的書籍。而西西當時觀賞大量中外電影,閱讀各國文學,她「對世界的好奇」亦受益於殖民地政府賦予的出版及言論自由,加上香港是華洋雜處之地,西西從穿梭中西文化裡得到滿足感,吸收各種當時得令的西方寫作手法,運用到作品裡,建立起《我城》童話化和魔幻的風格。她的好奇心,也需要外在環境配合,才可萌發繼而成為寫作的推動力,她近年撰寫的《縫熊志》和《猿猴志》,既是文學,亦集科學、人類學、歷史、藝術於一身,突破文學常規,亦見其好奇心涉獵不同知識領域的成果。


此外,從莫言的訪問,亦可切入討論西西與香港歷史的關係。莫言與西西,是作家和文學引介人的關係。西西身兼作家和文學引介人的身份,可惜沒有在此片詳加討論。1987年(編按:即台灣解嚴那一年),一直出版西西作品的台灣出版社「洪範書店」,邀請西西編選一系列的中國小說選,第一本出版的是《紅高粱: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小說選1》。作品〈紅高粱〉便是莫言的名作。西西當年眾裡尋他編選〈紅高粱〉入選集,間接使莫言更為港台讀者熟悉,多年後莫言獲頒諾貝爾文學獎,證明西西的慧眼,她作為文學引介人的角色,更需要肯定。

如洛楓所言,莫言在故宮背景的烘托下朗讀西西《我城》的文字,有將「香港作家」收編成「中國作家」之嫌。[4] 的確,如果沒有梳理西西和莫言在文學引介上的關係,觀眾會認為莫言和西西遙遙相對,只是中國作家欣賞和閱讀香港作家的作品,缺少了深一層討論西西既是作家亦在香港文學歷史上引介多國文學給香港讀者認識的重要人物。她開闊讀者眼界的貢獻,實應在片中提及。而西西的作品於中港台別樹一幟,也唯有香港才能孕育出像西西這樣的「香港作家」。


註:

[1] 洛楓:〈文學缺席的作家身影:陳果的《我城》〉。見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283335/

[2] 同上。

[3] 郭梓祺:〈像我這樣的一個導演──看陳果《我城》〉。見 http://hongkongcultures.blogspot.hk/2015/05/blog-post.html

[4] 同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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