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投飯票》──自我意識的覺醒:由「他主」走到「自主」



導演戴丹兄弟巧妙地設計《公投飯票》的主角:女性、抑鬱症康復者、兩位孩子的母親、社會的基層。一個典型的弱者。她的困境由心靈(精神衰弱)、家庭(角色責任),再延伸到社會(經濟困難)。

之後,把主角放到預設的橋段(plot)內,戴丹兄弟僅設置一個簡單俐落的兩難,一個典型「魚與熊掌」式的兩難──「花紅,還是 Sandra」。這個對立是先設的,不容挑戰的,但也是不合理的(與「現實」同質?)。置好了人物與橋段,Sandra 開始生活,電影的第一幕「來電吵醒 Sandra」。


戴丹兄弟顯然是靈巧的說故事者,他們盡力摒除枝節,突出故事的主題信息。除了分明的橋段外,電影由始至終都只緊隨 Sandra 這個主角。導演沒有轉移敘述視點,以不同工人們的第一身角度來道出各自困境;無疑,這樣可以更立體、真實地呈現基層的生活狀況,可是導演只挑選了 Sandra,觀眾們與 Sandra 一樣,僅看到或聽到片面的、不完整的、或有所隱瞞的生活狀況。然而現實不都是這樣嗎?每個工人背後的有自己的故事,但甚少故事能夠被完全解讀、體諒。

「被選擇」的他者

當中特別需要留意的,是 Sandra 的位置,作為「被選擇」的他者, 這個位置最無能為力。為了不坐以待斃,在丈夫的鼓勵下,她決定「主動」展開遊說,她以為這就是她唯一可做的事。有的答應,有的拒絕,反反覆覆的經歷兩天一夜的折磨,精神瀕臨崩潰。Sandra 在電影中一直奔走,不亢不卑進行遊說工作;但諷刺的是,她越是奔走,就越發現自己的無能為力。對於未來,她完全失去自主權,僅能等待,等待被決定,等待自己的下場被決定。

電影多次重複一句對白:不是我害你們失去花紅,設下這個兩難困局的,不是我。而面前的同事也一樣冷酷地說:也不是我。在這個困局下,其實所有人都沒有「選擇」,Sandra 固然沒有,而其實工人們也一樣沒有,他們是「被選中」要作選擇的,而在「花紅 vs Sandra」的兩難中,在各自的困窘中,他們也只不過是「迫於無奈」或「為世所迫」下作「不完全是自主的選擇」。


我,自主的個體

Sandra 從「被選擇」到「自主選擇」,這種位置的轉變正正就是電影的主題。選擇,是雙向的,既要選擇,又要被選擇。她被老闆「選上」了成為犧牲品,在公投上,經歷「被選擇」,到最後,她不要再被別人決定自己的命運,她意識到自己不只是「被選的他者」,亦可能是「自主的個體」。電影並不是結束於,她究竟「有/沒有」被選擇,而是 Sandra 選擇向這個荒謬的現實說「不」,主動結束這個「either-or」的殘酷遊戲。由第一幕「剛醒來的 Sandra」,兩天一夜(電影原名:Two Days, One Night),由「他主」一直走到「自主」,到最後一幕「帶著微笑的 Sandra 既是這樣自信的一直走下去」是的,那真是美好的一場仗。

真正的自由,不是在「either-or」中作出選擇,而是有能力對於這個「either-or」說不。然後我們會發現,這個世界,其實很大。我們可以作出的選擇,遠比我們想像中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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