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家族》:看不見的人



【本文披露劇情】

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獲第71屆康城影展最高榮譽的金棕櫚獎(最佳電影),這是康城影展自1955年設立金棕櫚獎,繼黑澤明的《影武者》(1980)、今村昌平的《楢山節考》(1983)和《鰻魚》(1997)後,第四部獲得金棕櫚獎的日本電影。評審主席姬蒂白蘭芝(Cate Blanchett)盛讚《小偷家族》完全擊中他們的心,但有日本國民直斥導演為「賣國賊」,批評電影抹黑日本形象。《小偷家族》的主角都是社會的低下層,這些批評側面反映低下層在社會不被看見,甚至被視而不見的情況。

是枝裕和關心社會現況,除了早年的紀錄片外,部份電影亦取材自生活實況。《誰知赤子心》(2004)取材自東京巢鴨遺棄兒童案,講述媽媽出走後,同母異父的兄弟姐妹如何在困乏中求存。《小偷家族》的靈感則來自子女隱瞞父母死亡,騙取養老金的新聞。電影透過以犯罪來維繫的家庭,反映日本的社會問題。

這一家人主要以犯罪為生,過著偷偷摸摸的生活。治(Lily Franky 飾)、祥太(城檜吏飾)和樹里(佐佐木美雪飾)都是小偷。信代(安藤櫻飾)也偷顧客遺留在衣服的物件,她收留樹里亦擔心被發現。初枝(樹木希林飾)隱瞞與他人同住,以騙取老人金。亞紀(松岡茉優飾)雖然沒有犯罪,但在封閉的色情風俗店工作,很多時候看不見也摸不到她的顧客,都呼應「看不見」的主題。

看不見的問題

電影的鋪排巧妙,層層剝開,逐步揭示各人不為人知的身世,亦配合低下層「不被看見」的特質。賞煙花一幕,以構圖暗示他們處身社會的夾縫。煙花象徵繁華璀璨,但他們抬頭看不見煙花。鏡頭拉遠,以俯瞰角度呈現一家人被夾在縫隙的畫面。狹小、凌亂的平房跟附近的高樓形成對比,電影中段再以亞紀父母光潔的寓所作對照,突顯貧富懸殊的問題。

這家人由不同年齡層的人組成,反映社會上不同的問題。電影開首先交代治和祥太在超級巿場偷食物和日用品,隨後交代治和信代皆有工作,點出「在職貧窮」的問題。他們相繼失業,更反映勞工保障不足、企業裁員下,貧者越貧的困局。房事差點被撞破的狼狽相,看似惹笑,卻笑中有哀,結合亞紀問治何時行房的情節,暗示居住空間不足,影響夫妻的性生活。在經濟不景下,年輕的亞紀要犧牲色相,從事薪金較優厚的色情行業。她重蹈信代的舊路,但信代因為年紀漸長,未能重操故業,暗示亞紀的生計未必長遠。

上一代的貧窮問題也影響下一代,引致「跨代貧窮」和教育問題。治的教育程度不高,祥太和樹里只能繼承治僅有的「衣缽」,以偷竊為生。他們沒有機會接受教育,只由治灌輸扭曲的價值觀(如「貨物在出售前不屬於任何人」、「在家讀不成書才要上學」)。片中以祥太接受教育後的改變(他的成績排名第八,甚至反過來教導治如何分辨魚餌),突顯教育對培育兒童的重要。

除了經濟問題外,家庭關係淡薄也是社會一大問題。初枝被前夫拋棄,沒兒沒孫,沒有謀生能力,只能靠瞞騙養老金過活。她透露鄰居金子婆婆被兒女離棄,亦反映獨居長者年老無依的問題。另外,亞紀被父母忽視,離家多年,父母都不探問。信代被前夫虐待。她們的遭遇在樹里身上重現(她被媽媽虐待,失蹤多時媽媽也不報警),反映家庭問題無休無止。無論是幼年、少年、青年、壯年還是老年,都在社會底層掙扎。


看得見的涼薄

這個家後來終被「看見」,但更見社會人情涼薄。信代的同事發現她「拐帶」樹里,以此威脅她放棄工作。其後這個家因著祥太「出走」再被「看見」。警方為了套取口供,刻意離間亞紀和祥太與家人的關係,亦揭開治和信代的瘡疤,令他們情感受傷。警方認定信代拐帶兒童,未有徹查樹里受虐一事,只把她送返施虐的生母身邊。傳媒相信樹里生母的片面之詞,不問情由便咬定柴田家「假扮家人」是另有所圖。樹里的生母受訪時假意善待樹里,背地裡故技重施,相當陰險。無論親人、同事、傳媒還是執法機關,都未能體察人心,令人無奈。

對於連串社會問題,電影沒有提出具體解決辦法。是枝裕和受訪時說:「自己沒有什麼有效的藥,只能用電影表達出來,亦是我唯一可以做的。」愛國,不一定要隱惡揚善,也可盡己所能,令「看不見」的問題得到關注,讓國家不斷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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