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夏目漱石路徑,感受時代在動,人世在動──細讀《後來的事》



《其後》原著《後來的事》面世至今剛好101年,夏目漱石將時代交替變化,透過代助和身邊人物,緩緩引出,雖相隔一個世紀,然代助的處境、心跡和掙扎,與現代人的處境對應仍多,在在仍引起讀者共鳴。

夏目漱石的整個人生,差不多等如整個明治時代(進入大正年代後四年便離世),他可以說是生於日本最翻天覆地的年代,幼年青年以至壯年,都被明治維新帶來的社會衝擊所洗擦。

明治維新將日本從封建時代,帶入了西方式工業化的年代,影響無孔不入。政治上確立了廢藩削權,制訂民主憲法,國家從京都遷都江戶(即東京),經濟上還統一了貨幣,開闢了鐵路(全國首條東京至橫濱鐵路,建成於1872年),文化上奉行了太陽曆法,大肆投入資源於高等教育,還派出留學生放洋進修(夏目漱石正是文部省首批獲公費到英國進修的留學生)。

日本在個人層面推動學習西方禮儀,推廣守時以至個人衛生等觀念,在社會層面進行移風易俗,在天王統治下另闢議會民主制,對外通商,對內大搞基建現代化,務求追上西方文明,締造一等一亞洲強國。

夏目漱石正是在這種環境下成長,在明治維新差不多完結時放洋留學,又在人生最後的15年開始創作,將精神上的探索和思辯,社會的異象和矛盾,訴諸文字。

《後來的事》亦無可避免地,滲進了一點點夏目個人生活的寫照,其中有三點較為重要,一是對相睇結婚描寫,夏目與髮妻鏡子,正是奉媒妁之言成婚的好例子,鏡子亦在婚後第二年流產,精神一度崩潰甚至試圖自殺;其二是,夏目於留學期患上嚴重精神衰弱症,與三千代受心臟病和精神衰弱病煎熬相類似,其三是與嫂子關係,年輕時的夏目,對與自己同齡的三嫂登世,一直懷有「男女之愛」,登世因害喜而逝世,這段情也一直沒有宣之於口,而夏目家主政者,一直都是三哥直矩。上述三點,都在《後來的事》中找到端倪。

當然,《後來的事》是夏目中期的長篇小說,焦點依然是代助面對的時代轉變。微小至個人生活的點滴,諸如家中使用自來水,與父家聯絡已用上電話,其處的江戶地區漸漸地以電燈作照明,人力車和電車交替成為代步工具等等,巨細無遺地刻劃了生活的氛圍,同時間,舶來奢侈品如香水、西餐,商賈政要的社交場合等,都成了上流社會的風尚。

夏目漱石對這份更替是了然於心的,書中便借代助與書僮下棋,談及以往文人雅士愛談的熒火蟲,都比電燈取代了。他與平岡的關係,便具體講述了知識份子(或者是有識之士),面對社會轉型的兩種走向,代助唸文學,終日想著內在修為和精神痛苦等問題;平岡唸經濟,面對的是活生生的社會謀生問題,全身投進於第一代的工蟻生活去,忙得沒有時間思想任何精神上,存在上的、社會的、哲學性的命題。代助和平岡的對立關係,不獨是三角戀愛的讓愛恩怨,用今時的語言來說,就是生活與生存的對峙。

事實上,代助與平岡的主題,正是由首到尾不住提及的「變」與「不變」。他們仨首度聚首,飲至酩酊大醉,正是要回復到當日的平岡和代助般,展開日本國力、國際關係和精神面貌的討論,一如當年在學時大談理想的模樣。

夏目筆下的平岡,也不盡是負面意圖,平岡對代助的批判,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指摘,平岡便對代助直接指出了「我把那種不調和的現象披露出來,你卻把它壓在裡面。」而代助以「如果日本社會,在精神上、道義上和體質上,大致健全的話,我至今仍是有雄心壯志的。」來合理化自己「謹小慎微,若即若離」的態度。

生活與生存的分歧,先講生存,後講生活,這種說法,盡管經歷百年時間,對中國讀者來說,仍然是異常熟悉。平岡所代表服膺於市場經濟的人物,從一早已否定了有屬於精神層次的追求和理想,代助對此嗤之以鼻:「為吃飯而活命而幹的職業,很難有誠實可言!」平岡卻持相反意見:「正是吃飯活命這一動力,令人竭力地幹活!」明顯屬兩種價值觀,兩條路線,兩種人生。

當然,夏目漱石要探討的不只是吃飯的問題,而是為傳統精神文明不堪一擊而痛心,「代助還受到現代日本向他襲來的一種特有的不安,這不安源於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的野蠻現象……今時日本普遍地既不信神亦不信人,而他把這一現象歸咎於日本的經濟狀況。」

全書正是充滿著這種對當下經濟、文明和社會的「精神分析」,從個人到團體,從愛情到友情,在在已身陷巨變當中。一切不光采的勾當,也隨之而發生。

若說代助對平岡還有三分體諒,他對其父親的批評,可說不留餘地,原著中多番以「墮落」來形容實業家的父親,「父親是一個隱藏本人真面目的偽君子」。代助父親曾是武士,年輕時經歷了封建年代,後來乘著維新之機,搖身一變為家族企業的掌權者。按代助看法,父親雖受儒家學說薰陶,最後還是放棄了「道義慾」,服從了「生活慾」。道德和現實存在的巨大落差,在父親和家族身上表露無遺。代助抗拒父親屬意的婚姻關係,不僅因有三千代這戲劇因素,更象徵了回絕於父親所代表的一套虛偽價值觀,抗拒出賣靈魂,抗拒為報恩而作的婚姻,抗拒違反「自然」的決定,代助的個人選擇或者之前的「不選擇」,正是最後的一條底線。

代助這人物無疑深具存在主義的影子,沒有先驗的存在目的,不服膺於宗教以至道德,最終連讓愛的「俠義之心」亦反省為「不成熟」,他以一種「不選擇的選擇」來自處,既然沒有先驗的目的,那父兄的道德、社會的見解,以至朋友間的義務,都不能左右個人的選擇。

書中還有另一可圈可點的人物:代助那賣文維生的朋友寺尾。寺尾多次追問代助因何而生,代助沒有正面回答,卻在後來反覆思想,得出這樣的結論,「人不是為某種目的而降臨人世的,與此相反,是人出生後才產生某種目的的,……如果一開始就把某種客觀性的目的按到人的身上,不啻是……奪取了他的自由,所以一個人的目的必須由……自己來確立。」

小說裡的代助,一直為自己如何確立人生目的而忐忑不安,反覆思辯,來來回回於父親之家和三千代之家。他與平岡和三千代的恩怨,也許就是年輕時太服膺於朋友之義:一種外加的,不誠實的道德價值。

夏目漱石以「自然」來回應箇中的衝突矛盾,對個人而言,是「順應自然」,服膺於內心,也就是服膺於自己的靈魂。自然而生,順其自然,到最後表徵化地向三千代表白,向平岡表白,向父兄表白,拒絕再走遏抑之路,體現了人的、個體的高度自由。

從這角度看,代助無論得不得到三千代,並無損體現自由的目標,由「從不舒張自己意志的人」,變得「與電車一起前進」,感受自己在動,「人世間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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