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島廿八》和戰爭回憶

龍剛導演逝世,我曾在《明報》談他在粵語片的特別地位,本來也想寫篇文章談他的國語片的,為了想掌握富爭議的《廣島廿八》(1974),於是跟進了一些資料,發覺單是《廣島廿八》已可獨立成篇,因為這關乎一個很複雜的戰爭回憶問題。

《廣島廿八》以人道主義的同情角度講述廣島原爆受害人的慘痛遭遇,並引伸至宣揚反戰反核,陳義甚高。但在香港公映時惹來很強烈的批評,不少論者均覺得影片成了替日本侵略者說話。 龍剛對這些批評極之耿耿於懷,覺得日本侵華和他反核戰的主題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更引述了一些斥他為「漢奸」的較極端說法以證明當年評論對他如何不公道。

影片主要故事是以廣島成長的女主角今井芳子(蕭芳芳飾)原本聰明美麗而積極,在談婚論嫁階段,父親今井榮作(關山飾)才向她坦白說出她是原爆第二代。她隨即意志消沉,自我放逐,跟便出現白血病,最終病死。芳子的好友小野義行(金川飾)是患有遲鈍症的原爆第二代,一個連小孩子都欺凌他的成年人。芳子妹妹京子(李琳琳飾)在發現自己是原爆第二代後,也由一個小可愛變成仇恨芳子(因芳子原來非父母親生)、反叛家庭及加入暴力抗議團體的可憎角色。在與主題有關的情節外,影片還有很多通俗劇的情節設定,例如女主角的身世之謎,芳子母玉芬(焦姣飾)不願提及的前夫岡田正夫(唐菁飾)等。

《廣島廿八》講的是所謂「原爆第二代」的不幸。影片中原爆第二代指親歷原爆的人(原爆第一代)生下的子女。據影片所說,「原爆第二代」會出現遺傳病。戲中借芳子以旁白方式呈現說:「患有原子病的人,最初是嘔吐下痢,繼而脫髮,患白血病,或者是突然死去。而最殘酷的竟是能遺傳和傷及到第二代!」影片的劇情,也以芳子的白血病、小野義行的遲鈍症,來展示原子彈對原爆第二代的嚴重傷害。

一個日本人拍攝原爆,從自己的經歷出發,不談日本人的侵略暴行,只談日本人所受的受害經過,不足為怪。例如新藤兼人的《原子彈下之廣島》(原爆子,1952)。而由於中國人受到日本人的侵略欺凌以至屠殺,一個中國導演拍攝原爆遺害問題,便很難不想到這段殘暴的歷史。儘管龍剛當時備受批評為日本人說話,但從影片內容看,龍剛在《廣島廿八》中也沒有忘掉自己的中國人身份,很明顯他也有一種中國人的自覺,在關懷同情原爆下的日本人同時,不可以迴避日本人戰爭罪行的問題。於是,我們見到他在《廣島廿八》中加入了一些中國角度。其中最主要的是芳子的中國母親玉芬,這個中國女子第一任丈夫,是曾阻止日軍屠殺中國人的日本軍人岡田正夫。岡田好友今井榮作也是反戰軍人。二人因反戰而被帶到後方受審,坐牢一年後釋放。岡田另娶了一位日本太太。原爆時今井與岡田均在後方廣島。岡田嚴重受傷毀容報稱死去,而岡田的日本太太懷了孕,生下芳子兩年之後也跟死去。芳子由改嫁今井的玉芬收養了。玉芬與今井又誕下女兒京子。

玉芬這個中國人角色的存在,最明顯的作用,是通過這個中國女性對戰時遭遇的回憶閃回畫面,呈現日軍在中國的殺人強姦暴行,作為一種平衡。好在講日本人的慘痛遭遇時,也提到日本人對中國的加害。另一個作用,是讓她的悲慘遭遇,道出原子彈不單傷害廣島的日本人,也傷害廣島的中國人。

除了玉芬之外,電影還有其他這樣的平衡處理。例如龍剛親自飾演的香港記者李克強與芳子談廣島時,芳子便曾說:「我們對過去的戰爭,感到非常的抱歉,可是不停地製造大量核子武器,總有一天,人們會炸毀了自己,跟所有的文化。」算是用日本角色為日本的侵略設計了一句道歉的對白。此外,後段也有影片講一個組織頭目長崎先生(馮毅飾)用仇恨號召原爆受害人,遭到李克強憤而指責:「他在製造第二個廣島。」

但從藝術角度出發,這些平衡處理全都是敗筆,不單對影片毫無幫助,反而令影片平添一種虛假的感覺。說這些平衡情節是敗筆,是因為龍剛對於這些平衡而設計的相關內容,缺乏任何調查認識,於是也沒有產生任何真情實感。

這裏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今天編劇的基本功,會為重要角色建立一個虛擬的傳記,這個傳記中很多設想,最終未必會在影片中用得,這樣做是為了幫助建立角色的完整以及生活質感,更有助多層面的發展主題。這裏試用此來衡量重要角色玉芬:玉芬這麼多年在日本,應沒有掩飾自己中國人的身份(今井依然以她再中國不過的名字「玉芬」叫她)。她一個人嫁到日本這麼多年來過得怎樣?她這麼多年在日本,曾否見過以往加害她或她親人的日本軍人?這些人甚麼狀況?她怎麼看他們?今井作為反戰軍人,戰後這麼多年來,他與舊同袍是不相往還,還是尚有聯繫?他會介紹這個舊同袍給玉芬認識嗎?而他在舊同袍眼中,是一個當初被誤解今天已當作真英雄,還是仍被視為一個背叛者?更加重要的,芳子和京子應該一直都當自己是中日混血兒。她們有沒有混血兒常有的文化認同難題?正如芳子既有一半中國人血統,她會覺得有能力代其他日本人向一個香港記者道歉?龍剛對於這些重要角色的重要前設,顯然都沒有認真考慮過。於是我們見到角色的設定只有功能性考慮:作為原爆第二代,便讓她們受苦;要有一個中國人角度,便讓兩個主角有個中國人母親。而沒有想到,為這角色這些設定建立角色的完整生命。

說到純從功能性考慮為人物作設定,卻不賦予相關血肉,因而令到角色蒼白空洞,再沒有比玉芬兩個丈夫是所謂「反戰軍人」更適合的例子了。芳子和京子父親俱為反戰軍人,從功能角度,是玉芬角色的合理延續。既然玉芬代表了中國受害人,她又必須有個丈夫生下女兒,以年齡計,她的丈夫在戰時當是精壯之年,難免會是個軍人。但假如這個中國受害人是委身下嫁侵略者日軍,會削弱角色原本的受害人感覺。同樣,假如芳子和京子父親沒有洗掉侵華罪行,她們發現父親的侵華罪行,便要有較複雜處理,擾亂到龍剛想塑造的純粹受害人角色。當然,他們是反戰軍人,也可以加重原子傷害的譴責,因為原子彈不會分辨善惡,壞人無辜甚至好人都會波及。

影片先後三次提到岡田和今井的反戰。括今井向芳子道出自己非其生父時:「你父親是個英雄,是個反戰者,是原爆犧牲的人。」還有兩次玉芬分別向京子和真宗說:「你的爸爸跟另外一位叔叔,就是為了反對那場戰爭,被抓去坐牢。」「芳子的爸爸,是個很好的軍官,以前在中國的時候,為了反對屠殺中國平民,給解回後方去審判。判獄一年之後,她再娶了個日本太太。」而玉芬的回憶閃回片段,則見到岡田向天開槍制止日軍暴行及遭去掉肩章的場面。

因功能需要而設定角色不一定造成缺點,很多好作品都曾這樣做。《廣島廿八》的問題,是龍剛為兩個角色,創作了不尋常的反戰身份後,沒有再跟進去了解所謂日本的「反戰軍人」是甚麼。「反戰軍人」本就是一個非常籠統不清晰的說法。「反戰」究竟是原則上反對戰爭?是原則還是策略上反對日本侵華或攻美?還是在戰場上反對屠殺別國人民的行為?影片中龍剛不過是用戰爭和反戰來機械地製造好人壞人角色,卻沒有想到「反戰軍人」擁有甚麼理念,在軍隊內會有甚麼遭遇等等。看畫面,岡田是在中國戰場上制止日軍屠殺平民,但是制止屠殺平民和反戰是兩個層次的事。龍剛則基本上把兩者等同。再者,他們被送到後方是以甚麼罪名受審?連準確交代一下也付之闕如。我也非常懷疑以當時日軍連老弱都送上戰場的情況下,二人坐完牢後竟可以安穩在後方生活,岡田甚至可以安樂地娶妻生子的可能性。對反戰的日本軍人,龍剛的認識根本就是一片空白,這種認識的空白造成了一種角色的空洞,也自然影響到影片的成績。

此外,龍剛顯然對中國人遭日本人凌辱殺害的情形也沒有怎樣認真研究過。那些中國人被殺的畫面看得出只是很浮泛的想像。《廣島廿八》畢竟立意是講原爆傷害,我不會期望龍剛花同等的篇幅來講日軍對中國人做成的傷害,而是他既然想用這做平衡,那他應認真對待,即使只用一場戲,也可以很震撼。問題是如今對日軍的暴行,情節或畫面都有,就是沒有真感覺。觀眾應可感受到編導對原爆受傷害者是有深刻的關懷和同情,對於中國受難者卻只有一種很概念化的關心。對龍剛來說,前者是墨力都深,顯得龍剛是「因情而造文」。後者則概念化一般化,毫無感染力,看來龍剛沒有從現實中了解箇中的細節,憑空想像,因而顯得「為文而造情」,只是概念上覺得有需要才加上去。

《廣島廿八》出現的首先不是立場問題,而是藝術問題。正是因為他對自己中國人身份的自覺,遂加入了一些他沒有感受的平衡處理,補充一些從中國受害人的立場來設計的人物情節,但偏偏由於沒有感受,所以這些平衡的情節處處顯得缺乏真情和虛假,嚴重地破壞了影片的水平。這樣一來,反而不如一些日本導演純從自己體驗出發,只談日本人在二次戰爭所受的傷害來得直接自然。好像高勳的《再見螢火蟲》(1988)、市川崑的《緬甸琴》(1956),甚至新藤兼人有點過度感傷的《原子彈下之廣島》,儘管中國人從民族主義角度,看這些只談日本人戰爭傷害的影片,可能會感到不是味兒,但總得承認他們是藝術上自足的作品,相當有感染力。《廣島廿八》卻由於龍剛想兩面兼顧,而失去真誠的藝術力量。

以上是由藝術的角度來談《廣島廿八》,但跟我還想談談影片提出的戰爭受害者的議題。由於影片本身提出了一些對現實世界的議題,並加入了很鮮明的立場,因此對影片的評價,也就不限於電影內的藝術世界,也關乎作者對現實世界的掌握和視野。要深入點討論,需要補充一點戰後日本人如何回憶二次大戰的認識。我很久以前在《電影雙周刊》介紹過由美國人Joe Joseph寫的一本著作《奇異而不陌生的日本人》(The Japanese: Strange But Not Stranger,1993) ,他已提到戰後日本人對二戰的回憶,最主要的策略是把日本人塑造成二戰的最大受害人。這是一個很尖銳但又極之準確的觀察。最近我看了一本在這方面比該書調查更深入,資料更詳盡,看法也更深刻的著作,那是荷蘭「日本通」Ian Buruma(一般譯作伊恩布魯瑪)的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in Germany And Japan ,書初版於1994年,已有二十年,不是新書。此書研究的是德國和日本如何回憶二戰。此書的其中一個主要論點,也是提出日本人 把自己塑造成戰爭的最大受害人這個現象。日本人把自己當作戰爭最大受害人的最大的重點,就是廣島。因為廣島和長崎是人類歷史上,唯一受過原子武器攻擊的地方。日本人執於這個獨特性,把原子彈的破壞力描寫為幾乎是一種絕對邪惡。假如德國人記得的二戰是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對猶太人的滅種大屠殺,日本人則把廣島變成世人對日本的戰爭記憶,足以比擬於奧斯威辛。但奧斯威辛是侵略者德國人的罪孽,而廣島卻是日本人的受害。在廣島的原爆紀念公園,每年的紀念儀式,在在都是要世人記得日本在這場戰爭所受的摧殘和傷害。日本人甚至把死難者刻劃成烈士的形象,他們的受難成了要和平不要核戰的警告。但這種和平形象是非常空泛的,並不會討論到在現實中和平面對的難題 。我們看《廣島廿八》的主題及很多細節,莫不與這個日本人建構的敘述相契合,自會明白到龍剛是如何受到這個敘述的感召。Ian Buruma除了知道這個建構的敘述,也找到這個敘述的裂縫。這裏舉一些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二戰時,由於韓國是日本的殖民地多年,所以日本把不少韓國人移到日本作強迫奴工,原爆時廣島便有很多。因此,廣島也有上萬計的韓國人在原爆中被炸死。1952年在廣島和平紀念公園立了「原爆死歿者慰靈碑」,碑下藏有原爆死難者的名字。但這些名字只有日本人,並不包括韓國人的。1970年,在廣島的韓國人建立了韓國人的慰靈碑,但這塊「韓國人原子彈犧牲者慰靈碑」建立時,並不是放在如今廣島和平公園內的位置。當時廣島和平公園的管理者不讓這塊碑進入公園內,只能設在公園外,韓國人在七十年代多番爭取,均無法成功。這塊碑要到1999年經過韓人多年爭取才能進入公園 。日本人一方面把廣島塑造成以其犧牲來倡導世界和平的崇高地位,訴諸普遍人類的高尚情操,但和平公園卻容不下韓國犧牲者,只有日本人的犧牲才當一回事,相信任何人都能見到是多麼自相矛盾的一件事。當知道了這個故事,看《廣島廿八》結局,芳子的遺言請記者把廣島人的和平訊息帶給世界,難免想問,這裏的「廣島人」,依日本人的邏輯,是否單指廣島的日本人?

另外一處裂縫,是日本人叫世人及日本人不要忘了廣島,以表明日本人在二戰受了多少傷害,但日本人卻不會提及日本人在二戰時對其他人的傷害。其中最能顯示的例子,就是戰爭博物館或紀念館的設置情況。一直到1992年,在日本,除了廣島的和平紀念公園及九州南部一間細小的神風特攻隊博物館外,只有一個地方有日本戰爭歷史的博物館,那是位於靖國神社內的博物館。而博物館裏的戰時展品,仍是用戰時的那套軍國主義用語來解說,對於日本在侵韓侵華攻佔東南亞對當地人民做成的傷害,這間博物館是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內容。由此可以見到在七十年代日本的二戰回憶是如何偏頗。

以上兩個例子和《廣島廿八》沒有直接關係,這裏舉一個比較直接地與影片有關的事實。影片中京子曾質問玉芬:「你們(她不知道玉芬是中國人嗎?)不打仗,人家會來炸你們嗎?」玉芬向京子解釋:「發動戰爭,不一定是由人民來決定,你的爸爸跟另外一位叔叔,就是為了反對那場戰爭,被抓去坐牢。」這個解釋訊息是清楚的,戰爭及其相關罪行應該只歸咎發動戰爭的國家上層,與大部份侵略國的人民無關。這裏先講一件事實才再討論。恐怕今天中國人很多都不知道發生於1945年的「花岡事件」。事件發生於1945年6月30日,僅在日本投降前個多月,地點是日本本州北方的秋田縣花岡。在戰爭後期,日本由於壯年男性都上了前線,本土勞工缺乏,於是將大量中國人帶到日本強迫做奴工,其中花岡一地的鹿島組便有一批中國奴工,日本人只提供極差的生活環境給這群奴工。終於在6月30日晚有八百多名中國奴工殺掉四名守衛逃走進入深山,由普通人組成的日本民兵幫助日警到山中把他們捉了回來,人人上身赤祼雙手反綁跪在鄉村空地被毒曬,三日三夜不給東西吃不給水飲,多人被各種方式虐打,有人被打死,也有人捱不了死去。村裏的教師把小學生召集來,叫他們人人向中國人吐口水,然後每個學生拿棍打他們。事件共死了419人。到了九月,日本已投降,秋田縣仍然審訊沒有死去的奴工,並以他們在戰時騷亂破壞國家安全的罪名把他們全都判處終身監禁。此事本應被深深埋在日本地下,無人知曉。幸好美國佔領當局在鹿島組僱員想起屍掩藏證據時發現了此事,事件才得以曝光。那些判終身監禁的中國人才得以釋放,盟軍也以戰犯的罪名控訴了多名鹿島組的僱員。 看到以上史實,大家會明白,要製造地獄一樣的殘忍和恐怖,不一定要用原子彈的。而殘害被侵略者,也不是只有發動戰爭的那些上層領導的專利。「發動戰爭,不一定是由人民來決定」這樣的話,把一切都歸因於首惡,龍剛或許是用以展示自己崇高的寬大為懷,但聽下去簡直像狡猾地為日本人開脫的遁辭。龍剛當然不知道花岡事件,或許當時很多反對《廣島廿八》的人也不知道,但當時離日本侵華只有三四十年,很多受過日本人苦的中國人尚在人間。相信他們從自身的經歷,都感受到他們的苦難沒有普通日本兵日本人的層層參與,單憑幾個所謂「發動戰爭」的人是無法做成的,我們也就想像得到當他們聽到這句對白時會有多憤怒,不難理解當年為何這麼多人強烈批評《廣島廿八》了。

龍剛拍《廣島廿八》時,當然The Wages of Guilt這本書還未出版,他沒有機會拿來參考。事實上日本很多侵略史實,都要在以後的日子才不斷曝光,括廣島附近,如今以兔子眾多聞名的大久野島,戰時原來是製造化學武器的基地這一史實,要到八十年代才曝光;花岡事件也是在九十年代才較為廣傳。但是像廣島韓國人慰靈碑、日本只有紀念廣島原爆的博物館卻沒有講日本侵略的博物館等事實,在七十年代是有可能知道的。龍剛對這些事的一無所知,是因為他沒有想過要往這方面調查。他做不到的,Ian Buruma卻做到了,並非由於Ian Buruma調查得比他遲,而是Ian Buruma比他懂得去調查。從《廣島廿八》可見,龍剛完全依從日本人對廣島的形象塑造,去設定影片的議題及方向來創作。由始至終,龍剛都只見到日本人希望他見到的事實,問日本人想他問的問題,而不識得問需要的問題,找自己應該知道的資料和答案。因此隨日本對戰爭態度的扭曲和偏差,《廣島廿八》也就跟出現了種種認識上的錯誤偏差,顯得天真、幼稚和膚淺。

《廣島廿八》還有個更根本的錯誤。我這裏要介紹另一本參考書,是由美國遺傳學專家WilliamJ.Schull著的Effects Of Atomic Radiation: A Half-Century of Studies from Hiroshima And Nagasaki。WilliamJ.Schull曾任「原爆傷害委員會」(Atomic Bomb Casualty Commission)遺傳部門的負責人。龍剛在《廣島廿八》中也提過這個機構,指責它是個不容許說原爆有遺傳,是個隱瞞事實的機構。事實原爆傷害委員會戰後不久成立,一直致力於研究原爆對人造成的傷害,是統合這方面研究的唯一機構,並一直有日本專家參與(影片中他們也這樣答龍剛)。它在1975年3月31日解散,並改組成RadiationEffectsResearchFoundation,美日兩國以對等關係繼續研究原子彈做成的遺害。WilliamJ.Schull延續過去的工作,是這個機構的重要成員。Effects of Atomic Radiation: A Half-Century of Studies from Hiroshima And Nagasaki於1995年出版,總結五十年原爆研究的歷史和成果,是這方面極有地位的著作。

這裏先介紹書裏一個在醫學上有重要意義的分類概念。在原爆那一天以後出生的嬰兒應該分作兩類。一類是原爆那一刻它們已是胎兒(inutero)存於母體內;另一類是父母起碼一方是曾經歷原爆的第一代,他們原爆以後任何日子性交生下的孩子。普通人也應可看出兩者的分野,那些在原爆後出生的胎兒,也應算作原爆第一代,因為他們是直接感染到原爆輻射,只是他們身處母體而已,在Schull書中稱為Prenatally Exposed Survivors。實際由於原爆賠償問題,產生法律需要,在法律上他們與任何身歷原爆的人是一樣看待的。《廣島廿八》中,清楚說芳子原爆時已成孕,事後出生,那麼她屬於Prenatally Exposed Survivors。金川飾演的小野義行劇情雖沒交代,但也應與芳子一樣。而李琳琳演的京子,則是真正的原爆第二代,原爆那一刻她並不存在,她是父母在原爆後某個日子性交才成孕出生的。在《廣島廿八》中,龍剛很明顯把Prenatally Exposed Survivors及原爆後第一代性交生下的子女混為一談,統稱為「原爆第二代」,以為兩者受了同樣的遺傳因素影響。這個混淆導致了對事情完全錯誤的認識。影片由始至終都不斷陳述原爆會破壞遺傳,導致貽害下一代的遺傳病,但以片中的情節衡量,影片中的兩個病發的人,均應屬於第一代倖存者。

那麼胎兒感染和倖存者下一代在醫學上會出現 甚麼疾病,Schull詳細分析後在書後作了簡短的總結:「Although the number of survivors involved is small, the most poignant of the effects seen is severe mental retardation and diminished cortical function among the prenatally exposed. Their handicap, which can manifest itself in a variety of ways, persists from the moment of birth throughout a lifetime. Finally, no epidemic of congenital abnormalities occurred following the bombing nor is there evidence that the health or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ren of the survivors has been measurably impaired.」(p273)根據Schull的說法,胎兒感染會導致嚴重的智障,也影響到大腦皮層的功能。至於第二代,則沒有找到可驗證到的影響。

如果我們接受Schull的研究結論(以我的水平,我找不到Schull這個講法已被推翻的文獻或資料。),則《廣島廿八》中,小野義行的遲鈍症應較有根據,但他應算作原爆第一代。芳子的白血病與及戲中大聲疾呼的原爆第二代遺傳病,都是不存在,基於錯誤認識下的想像虛構。所謂原爆第二代所受的遺害是一個認識錯誤,《廣島廿八》全片就是建立在由基礎開始的無數錯誤之上。

總括而言,龍剛創作《廣島廿八》時無論原意是多麼美善,但他強行加入自己不了解的中國角度,反因欠缺真摯而破壞了影片的感染力。對原爆的認識由於受了別人引領而不自知,於是顯得偏頗,當年惹來的嚴厲批評並非無因。而他對原爆第二代的遺傳情況的無知誤解,更令影片完全脫離現實,它所講的指責教誨均成了虛幻的無的放矢。

這裏還補充一個電影以外的討論。儘管Ian Buruma的研究點出了日本人廣島原爆敘述的裂縫,讓我們見識到在廣島一事上日本人某方面的偽善。但是全書求真的態度,擊破日本主流社會建立的假象的同時,又提供了一些努力不懈追求日本戰爭罪行真相的日本人故事。花岡事件很多重要史實,就是因為一位名為野添憲治的日本人多年堅持的追尋才得以保留。他在追尋真相的過程受盡自己同村人的冷待和排擠。他就是當年奉教師命向中國人吐口水的小學生。看了Ian Buruma的深入調查分析,我們不單知道了史料,也知道日本人是如何思考這些問題。他筆下野添憲治的贖罪精神真實而動人,追尋過程更是需要犧牲個人利益,飽受自己人的排擠壓迫。這樣的形象,便遠比《廣島廿八》中空洞的兩個「反戰軍人」角色更能消解我們對日本人作為一個整體的憤怒。以Ian Buruma的著作和《廣島廿八》相比,我們當會明白到求真遠比空談同情寛恕更為有意義和價值。

就是在這些野添憲治這類日本人(我相信Ian Buruma的這本著作也有相當影響)不斷的努力,日本人對自己過去的歷史看法也有一定扭轉。2009年在花岡便興建了花岡事件紀念館,讓人們可以知道這件事情。以我看日本電影的經驗,過去一提到二戰,往往都只會回憶日本人苦況。但看近年的日本電影,會較多看到日本人加害其他人的情況。例如若松孝二的《慾蟲》(2010)和山田洋次的《東京小屋》。又如青山真治的《共食家族》(2013),也借田中裕子的角色呈現她們對昭和天皇的怨恨。看得出即使日本人也在變,當中世代的轉移看來也有影響。七十年代的日本仍是由戰爭一代掌握大權,今天戰後受民主教育的一代不少已成社會的中堅,他們的心態和上一代已有很大不同,我們也不能一成不變地看日本人。

例如三蘇在專欄說:「龍剛好似係蕭芳芳的辯護律師,蕭芳芳係戰犯,在佢引導之下作供,替日本侵略中國,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辯護,高唱和平,暗示把製造戰爭殘酷的責任推在以美國為首的聯軍身上,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辟並無正面譴責 」(盛安琪、劉嶔編:《龍剛口述歷史 》,香港電影資料館,2010),頁262。
同上,頁68-74。

《奇異而不陌生的日本人 》(林君彥譯,1994)。

本書有大陸和台灣兩個譯本。大陸版譯作《罪孽的報應:日本和德國的戰爭記憶與反思 》(戴晴譯,2006),而台灣版譯作《罪惡的代價:德國與日本的戰爭記憶 》(林錚顗譯,2010)。香港公共圖書館有台版供借閱,而由於本書有些地方對中共政府有所批評,估計大陸版會有刪節。

這裏說「日本人 」只是概括主流,實際當然有很多日本人有其他想法,亦是在不少日本人的努力下,日本很多侵略細節及其殘忍,才得以為世所知。Ian Buruma寫本書便得力於很多日本人的訪問及提供的協助。

以上的簡介,取材自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的「Hiroshima」一章,pp 92-111。文章後面的引例,如不特別標明,亦是來自此章。

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成書於1994 年,當然沒可能提及韓人慰靈碑入到公園一事,1999 年韓人碑入公園一事是根據網絡資料補充。

這裏取材自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的「Memorials, Museums, and Monuments」一章,pp 219-228。
這裏取材自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的「The Normal Towns」一章,pp 275-291。書中有些記載不準確,如事件發生的日子,原書說7 月30日,我參考了多份網上資料作了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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