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世界一分為二(三)

說到世界一分為二,我腦內即時想起一些黑白默片和科幻反烏托邦電影。經典如差利卓別靈的《摩登時代》(Modern Times),非人性化的工廠內,頂層住着透過螢幕對員工進行監視的資本家,血汗工人則在底層工作,在流水生產線上如大型機器的螺絲釘般重複着相同的動作。這裏的「一分為二」,有着馬克思的階級壓逼和衝突意識──少數的資本家與被操控的勞工集體,以空間上的上、下把它們放入各自的對立位置。異曲同工的有德國表現主義導演費立茲(Fritz Lang)更早的經典默片《大都會》(Metropolis),剝削的資本家生活於大都會的高樓,半空還有供富人享受的演講室、圖書館、劇院和運動場,工人奴隸則與機械齒輪共棲於儼如陰曹的地下世界;對比《摩登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  七、八十年過去,今天摩天大樓仍是資本主義的欲望圖騰,而地下世界則潔淨多了,甚至成為另一片後現代生活空間。資本家與勞動階層仍在,但世界不再僅是剝削者(Oppressor)與被剝削者(the Oppressed)的截然二分。權力運作進入更細微更無孔不入的蛛網式結構,知識生產與統治機制相互合謀(譬如說,學校不必然是傳統所說的「春風化雨」之地,而是一所大型意識形態工場),系統自我運行,華卓斯基兄弟導演的《22世紀殺人網絡》(The Matrix)便頗得此精髓。當所有人都被包裹於權力網絡之中,「一分為二」便轉變成:於「母體」內的絕大多數「當局者」(或曰「昏睡者」),與極少數能超越「母體」看到世界破敗一面的「清醒者」,如電影《22》中的奇洛李維斯。在這世界,救世主彷彿仍有可能出現,儘管祂亦可能不過是系統設計出來的「殘餘物」(remainder)。我們知道,正常世界其實一直需要少數偏差者(deviant)來運作。

  「一分為二」不以數目計,而以人種來計。反烏托邦電影中經常出現此一母題。上述的《大都會》、《22》是資本主義與資訊時代的各一例子。科技發展至「後人類」,便出現如經典電影《2020》(Blade Runner)中,人類與複製人(replicant)的二分,後者成為新的被勞役、操控對象。機械人、複製人成為「落水狗」,但也有反過來的,經基因工程改良的人在未來社會才是強大的,正常人反成了弱勢邊緣者甚至殘障者(in-valid),如由《真人騷》編劇Andrew Niccol導演的電影《Gattaca》中所言。

  新反烏托邦電影如《飢餓遊戲》系列似乎又兼具以上幾者的一些特色。大寫的“Oppressor”或權力玩家是有的。然而被操控的集體又非單一,而是被分為不同的區域社群。其中某個區域出現能挑戰以至顛覆權力遊戲的被選者,救世的希望便落在其身上,這人在電影中當然就是年輕勇敢的Jennifer Lawrence了。

  如果說「雨傘運動」也具(反)烏托邦精神,那它又如何把「世界一分為二」?被撕裂的雙方(「佔中」與「反佔中」者)人數比較均等,構成不以階級劃分,站在高牆一邊的不一定就是當權派,還有許多升斗市民。脫胎自魯迅「鐵屋中的吶喊」,除昏睡者、吶喊者外,又派生出「裝睡者」一類;「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仍是對的,然而「較為清醒」的應該不止「幾個人」了。權力結構如蛛蜘網結但也有上下垂直至北京最高層的。希望落在年輕人身上。然而救世者其實是不需要的。我們需要的是自救,每個人做一點,自己的城市自己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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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