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 就有政治 —— 金馬獎評審感言

藝術,永遠與政治分不開。今年的金馬獎,各獎項於上周六舉行的頒獎禮中公布後,引起很多爭議。大陸電影囊括最佳影片、導演、男主角、女主角四大獎,而台灣電影只「陪太子讀書」地拿下廿二個獎項中的五項,部分台灣傳媒、電影工作者、網民非常不滿,有報刊以「血洗」之辭形容,有網民怒斥「金馬變金雞」(金雞獎為大陸重要電影大獎),更有人呼籲「廢掉」金馬獎!

另一方面,亦有報刊認為,能夠超越政治與地域限制,正是金馬獎可貴之處, 「才真是台灣的驕傲」。

筆者為複選十一名評審、決選十七名評審之一,近年也經常在各地電影節擔任評審,籍此機會分享一下經驗。

藝術與政治的平衡

作為文化藝術界一分子,我當然希望藝術不受政治干擾。然而,現實往往與理想不符,在評審過程中,永遠會有不同的政治因素出現,國際或意識型態政治不必說,界別政治、人際政治亦不能完全擺脫。當評審是一份眾人協商的工作,而非個人獨裁的行為。有人,就有政治。

作為評審,就要在藝術政治之間尋找平衡。

在美國,我在城市、州、國家層面都參予過藝術審議工作(註)。首先,作為來自香港的移民,我負起了在多種族文化氛圍下為亞裔人發聲的責任。這責任,並非官方指定的、亦非民選授權的,而是自己根據美國經驗及觀察思考才負起的。在評議過程中,其他評審人員也經常負起保護自己族裔利益的責任,並且盡量尊重其他評審各自族裔的「代表性」,大家在小眾與大眾利益之間尋找平衡。

國家層面的審議工作更有趣。例如處理聯邦政府撥款以資助全國各地藝團的National Endowment of the Arts, 我當過數屆媒體藝術評議員panelist。由於評議團人數不多,我來自南部的得州,在討論中還會負上為南方藝團謢航的責任,其中包括一些我完全未到過的州份。

再次強調,我這種「代表性」,並非官方指定或民選授權,而是根據自己對美國的瞭解而負起的,因此只能以戰戰競競的態度去履行,事先多作準備,並且在討論過程中表達自己這種「代表性」的不足。話說回來,這也可能是我多次被邀參予這個美國備受重視的藝術界活動的原因之一。

必須承認,這制度並不完美,但在各評審有了共識的條件下,也能夠發揮作用。

評審哲學藝術信念

另一個重要意念,是作評審的哲學,以及背後的藝術信念。我個人相信,每一件藝術作品,與每一名受眾都有個人關係。此所以,同一部電影或同一本小說,不同的人會有非常不同的感受或評價。作為人文主義者,我堅決認為,每一個人,不管學養高低或藝術感性,都應該有自己意見。固此,在評審過程中,我拒絕作任何游說,而只表達自己的看法感受。因為,游說別人改變對藝術作品的意見,違背了我的藝術理想。

然而,其他人會有不同的藝術信念。例如,相信藝術有「文以載道」功能的評審,會認為一部有「載道」條件的電影,應該受到特別重視,因此必須游說其他評審,讓這影片能有更廣泛的影響力。相信游說的人,部分會以各種方法、出盡法寶達到目的。例如我九十年代未開始回港工作,起初也參加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的年度大獎的討論及投票。當時有些會員,會以策略性投票方式為心宜的電影護航,比如為免另一部呼聲高的作品勝出,於早段先投第三部電影,把第二部電影打敗後才投給自己心儀的作品。有些會員事後還驕傲地為這種做法誇口,而這種策略性投票,事實上在民主選舉經常採用,今年香港立法會選舉便有高調應用。但對我來說,這也違背了我的藝術理想,是我停止參與的原因之一。

照我觀察,很多喜歡游說的人士,除了藝術理念,還有自我的因素。在各地電影節當評審,會遇到一些自我極端膨脹的評審,以藝術之名,滿足自我虛榮。這是人類難免的情感,但也違背任何藝術理念,是我多年來不斷告誡自己,必須避免的心態。

介乎工業獎與電影節獎

除了政治及個人藝術理念,工業因素是另一個重要考慮。一般電影節獎項,不甚注重工業條件。但像金馬獎這種介乎工業成就獎與電影節獎項的活動,工業因素成為尋找平衡過程的一部分。金馬獎絕非電影節,但也與香港電影金像獎及荷李活金像獎不同。例如,參賽香港電影金像獎必須有指定的在港上映日數,金馬獎郤沒有這種限制。而既非工業成就獎、亦非電影節獎,正正就是金馬獎獨特之處。

以上多種因素,我在金馬獎評審過程中都有考慮。老實說,我頗不認同多個獎項的結果,而多部我很喜歡的作品,一個獎也沒有拿到,但我仍然很高興曾經參與。

(註:主要為Cultural Arts Council of Houston and Harris County, Texas Commission of the Arts 和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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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