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略大於整個伊朗

看伊朗電影,會自然想到中國。關於中國電影的審查制度,常會有一些非官方傳聞流傳,如建國之後動物不許成精、校園戀情不許開花結果等,如同荒誕小説中走出的素材,生猛可笑。伊朗電影則至2009年內賈德政權取得連任以及「綠色革命」之後,由肅秋步入嚴冬,一些電影從業人員被捕,麾下有一百八十多名導演的行會組織「電影之家」遭遇解散危機。如此政治氣候下得以進入國際視野的伊朗電影,往往繞開縱向歷史,走向平民日常。

自1969年《奶牛》(THE COW)引起世界矚目開始,伊朗電影就以其「微雕」式的新現實主義風格,培養出全球影迷。伊朗電影,往往選取細小事物,如白氣球、作業本、鞋子、黑板;聚焦於兒童和家庭,如《天堂的孩子》(CHILDREN OF HEAVEN,1999)、《伊朗式分居》(A SEPARATION,2011);用小人物的際遇撬動整個社會,如《無知時刻》(A MOMENT OF INNOCENCE,1996)、《櫻桃之味》(TASTE OF CHERRY,1997)、《的士司機巴納希》(TAXI,2015)……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並無伊朗單元,但伊朗電影彷彿自成一體。粗略算來,此次共有八部伊朗電影新作與香港觀眾見面,其中包括一部伊朗動畫短片《我童年時》。

這七部伊朗當代電影長片跨越多個導演代際,蔚為可觀。據麥馬巴夫的説法,目前活躍影壇的伊朗影人可粗略分為三代。伊斯蘭革命前的影人算作第一代,包括DARIUSH MEHRJUI和基阿魯斯達米。麥馬巴夫本人屬於革命後的一代。此次除了可以看到他的最新作品《總統大人著草了》(THE PRESIDENT,2014)之外,還有被認為是伊朗第一代女性導演洛珊班尼蒂瑪暌違八年的新作《德黑蘭人間傳奇》(TALES,2014)。

第三代則是比麥馬巴夫至少年輕十年的導演們,有2012年憑《伊朗式分居》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阿斯加法哈迪,剛剛以《的士司機巴納希》獲得柏林金熊獎的約化巴納希,和18歲便以《蘋果》(THE APPLE,1998)獲得戛納金攝影機獎的薩米拉.麥馬巴夫等。這些後起之秀也是伊朗電影的生命力所在。1978年出生的導演阿米荷辛阿斯加里的第二部劇情長片《無國界小王子》(BORDERLESS,2014)獲東京電影節最佳亞洲電影獎。2000年才完成第一部長片的雷沙美卡尼米,以《今天無悔》(TODAY,2014)獲得大師級的讚譽,入圍2015年奧斯卡外語片獎。八十後導演阿里阿默札德第二部長片《原子心媽媽》(ATOMIC HEART,2015)兼具傳統與破格,不可忽視。而流亡海外的女導演、藝術家曼尼亞雅芭莉則在《人生也許》(LIFE MAY BE,2014)中,親自帶你感受伊朗式批判的力度和震撼。

的士,突然成了伊朗電影關鍵詞之一。自不必細説基阿魯斯達米的《櫻桃的滋味》(1997)、《10》(2002),約化巴納希的《的士司機巴納希》斬獲金熊,將這一小題材再推上新高度。約化巴納希是內賈德政權連任後,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他於2010年因參與反總統示威被捕,20年內不准進行電影創作和離境。然而他隨後犯禁創作出《這不是電影》(2011)、《電影關不住》(2013)。他在《這》中,使用DV和IPHONE在家中講自己的故事,並戲言道:「IF WE CAN TELL A FILM, THEN WHY MAKE A FILM?」

至《的士》,約化巴納希仍在當局監視名單中,但已可以出門。他把自己「降格」為的士司機,用車前的行車記錄儀拍電影。片中形形色色的乘客上下車,留下當代伊朗的各色碎片。一個妻子要帶受重傷的丈夫去醫院,丈夫卻執意要求另一位乘客用手機錄下他的遺囑,那名乘客恰好是個盜版DVD小販,還詢問約化巴納希他的電影是否跟劇本排演過?這些饒富意味的黑色幽默,就好像那輛出租車,在德黑蘭穿街走巷,處理起藝術與社會問題遊刃有餘。影片結尾時,約化巴納希的姪女討論應該拍什麼樣的電影,可謂切中時弊。不單只是在伊朗,在中國,在香港,「該」拍什麼樣的電影早已是官方和民間角力點。

不僅僅是約化巴納希呢,還有雷沙美卡尼米《今天無悔》也以的士司機為男主角。他接載的未婚孕婦,臨盆在即,肋骨還被打斷了。在伊朗,未婚生子是死罪。他站在臨界點,是選擇冒充她的丈夫,還是明哲保身?《伊朗式分居》中的兩難境地再度出現。當雙手覆上《可蘭經》,我的誓言可否因生命之名而作假?雷沙美卡尼米調度乾淨利落,全片冷靜,直到最後才讓音樂響起,主題表現極佳。涉及的士的居然還有《德黑蘭人間傳奇》。2005年內賈德政權上臺後,導演洛珊班尼蒂瑪幾乎全面停工達八年之久。這次,她重拾新浪潮風範,由一位的士司機領起七個人的七段故事,敘事接力,既關聯前作,也批判建制,力度不減當年。

年逾六十的麥馬巴夫又一次嘗試新風格。《總統大人》雖然不是搭的士著草的,但也是一部現代童話公路電影。是的,誰能想到擅於寫實的麥馬巴夫會拍政治童話?事實上,與上述提到的導演們一樣,麥馬巴夫是內賈德政權的反對者,支持在電影創作上更為自由的穆薩維政權。他此番藉《總》指涉阿拉伯之春,也關聯綠色革命,在片中設計了一個身份抽空的國度,為獨裁者敲響喪鐘。

電影之於伊朗,是難能可貴的文化出口。有些伊朗導演蜚聲國際,在國內卻寂寂無聞。約化巴納希在《的士》最後,因為政治原因,不能給出演職員表。曼尼亞雅芭莉在《人生也許》中展示自己如何將留在伊朗的回憶托運出境。伊朗電影的魅力,不止因為伊朗本身,更因為那些大於伊朗,放逐到全球的電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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