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藏語電影的姿態

讓藏人自己說故事

在導演萬瑪才旦的《靜靜的嘛呢石》(2005)之前,進入主流觀眾視野的藏族電影一直都是他者的書寫,由漢人來講述藏族的故事,即便角色說了藏語,大部份也都要配上漢語,比如陸川的《可可西里》(2004)。藏族的一切都與漢族不同,宗教、生活、山川地貌都呈現在獵奇的眼光之下。萬瑪才旦的《靜靜的嘛呢石》是首部角色全用藏語對白而沒配上漢語的電影作品,誠如導演在多次訪談之中強調:「我首先是個藏人」。自己的故事應當由「我」來講述,語言也應當是「我」的。正是身份上的絕不退讓,才造就了藏語電影與眾不同的姿態——當模糊一切的現代文化殺到,本族文化該如何發出自己的聲音?

「第四十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從未錯失這些國際聲譽日隆的藏族導演,即便他們才剛嶄露頭角。萬瑪才旦首當其衝,其前作《靜靜的嘛呢石》、《尋找智美更登》和《老狗》均在港放映過,今年獲得多項國際大獎的《塔洛》更見功力,且是首部藏語的黑白電影。曾數次擔任萬瑪才旦攝影師的導演松太加也於2011年攜《太陽總在左邊》來到香港國際電影節,新作《河》小格局動人,卻也靜水流深,餘味綿長。除了以上兩部,今年電影節中還有兩部藏語電影《岡仁波齊》和《喜馬拉雅天梯》,都各有特點,一氣看下來,如在藏文化的細雨之中散步一場,愜意,也醍醐灌頂。

《塔洛》風格乾淨俐落,讓人過目不忘。牧羊人「小辮子」長年孤身一人,在山川原野之中替人放牧,與羊為伴,但經派出所民警指派,到附近鄉鎮去辦理身份證,使用他幾乎忘記了的真名「塔洛」。塔洛在辦理身份證期間遇到一位洗頭姑娘,稀裡糊塗墜入情網,賣掉了別人的羊,也剪掉了小辮子。當他去取辦理好的身份證時,卻因為不再是當初那個「小辮子」而要再辦一次身份證。黑色,可是一點兒也不幽默的身份寓言,展現的不但是藏族文化的困境,也與所有被蠶食的小眾文化產生共鳴,哪怕是一條如喜帖街的街道,也曾上演過改頭換面、難辨自身的身份清洗,嗚呼哀哉!

萬瑪才旦不僅是導演,還擅寫小說。2014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嘛呢石,靜靜地敲》中,每一個故事都圍繞普通藏人展開。藏族曾有的史詩鉅著《薩格爾王》早已成為過去,他找到的普通藏人碎裂的傳統生活倒成了另一種史詩。《塔洛》也是根據短篇小說改編,使用黑白攝影,加上不動聲色的鏡像效果——比如反轉過來的「為人民服務」幾個大字等,電影美學效果尤為驚艷。電影中段,塔洛回到山中,漆黑孤寂,孑然一身,點著燭火,學唱拉伊(藏族傳統情歌),然後一場酣醉。這場戲,構圖、意境簡約至極,讓觀眾體會塔洛曾經生活的那片遼闊草原,也是他最後的自由日子,令結局意味沉重。

松太加的《河》是天然去雕飾的藏族故事,藉一個三四歲小女孩央金的眼光,去看父母和爺爺這兩代人。爺爺在岩洞修行,父親幾次到了門前都拒絕進去探望。小央金慢慢體會著大人過去的傷痕,自己也經歷了成長的痛苦,感受生命與死亡,原來離小小的自己那麼近。小央金是本色演出,她的笑與淚莫不牽動觀眾的心,讓人不由自主想到伊朗電影《小鞋子》,但在藏族文化生死觀這一點上,要比之更餘韻悠長。

歷盡苦辛的文化修煉

導演張揚是漢族,之前曾拍商業電影《落葉歸根》,此次卻以數年之功,完成藏語電影《岡仁波齊》,過程之艱辛令人每每見到導演,都驚訝他蒼老了許多。岡仁波齊是拉薩神山之名,十一位藏人懷著各自心願踏上逾兩千公里的磕長頭朝聖之路。他們要三步一拜,五體投地,雙手向前劃,以此為記,是下一拜的開始,不容半點偷懶,用身體丈量土地。他們之中甚至還有孕婦,即便產子,也不阻這磕長頭之路。這些朝聖者都不是演員,攝像機紀錄他們如何面對各種難以料想的困難,紀實與虛構不再涇渭分明,反倒是那種腳踏實地、萬山無阻的虔誠,震撼人心。去過西藏,看過許多磕長頭的人,卻未必知道這一路走來,肉體和精神歷經了怎樣的修行,《岡仁波齊》難得地呈現了這一歷程。

《喜馬拉雅天梯》是一部亮點處處的紀錄片。攝錄機跟隨西藏登山學校登頂珠峰的隊伍展開。旅遊熱潮改變著藏區青年的生活,他們視擔任登山嚮導為最佳職業,有趣的是,其中一位青年嚮導的父親正是珠峰山腳下上絨布寺中的喇嘛,在傳統的信仰裡,珠峰神聖不可褻瀆。作為紀錄片,《喜》使用IMAX和4K,令難得一見的珠峰登頂之路更見壯觀,文化議題閃現期間,也令電影不至於淪為單純的風光攝影。片中的藏人都說藏語,遊客則使用普通話和英語,提醒著觀眾,珠峰腳下和南極一樣,早已不再是自然清境。

藏族的身份緊扣文化,文化的消失的危機也反映在人的身份之上。現代性吞噬本土,並以新鮮的面貌快速吸納年輕一代,傳統無人承繼。《塔洛》之中的洗頭姑娘楊措,剪去藏族姑娘標準的長髮,在卡拉OK房裡唱著《走出大山》是最濃烈的寫照。儘管《岡仁波齊》聚焦的是靈性至上的朝聖之路,可無意間,在朝聖者身邊經過的一輛豪華SUV也暗示著傳統生活並不平靜。在電影以外的事實是,現在唯有偏遠藏區的人才會做磕長頭這種事,在已經城鎮化的區域裡,磕長頭的傳統已經漸逝。

並非一切與身份有關的審視和質疑都歸咎於現代性,政治也是令身份岌岌可危的原因。《河》之中爺爺本是僧人,後因政治不得不還俗,這才成家立室,等到政治鬆動了,爺爺便重歸宗教,到岩洞修行,拋妻棄子,致令兒子耿耿於懷。河流,是大地的傷痕。片尾,祖孫三代人在河邊無語,心中各有苦衷,也各有自己要跨過的河流。看罷這幾部藏語電影,不由自主會想:年僅三四歲的小央金會否像《喜馬拉雅天梯》中那些羞澀地回答自己為何要入讀登山學校的少女般,將來會說著普通話,離開草原和羊群?藏語電影,講述自己文化的故事,來自同一種身份,面對同一種困境,彼此之間相互呼應,在不同的電影作品之間,竟然會呈現相連的命運、相似的軌跡。在擁有本土語言、本土文化的香港,看這些藏族電影,對身份問題也更容易有切身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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