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陰影下的香港警察故事

香港主權移交十五年後,一些曾經興盛的電影類型,像賭片和鬼片,都逐漸消失。究其原因,固然由於電影市道不景氣,年產量與電影種類比從前大幅減少,而且更因為2003年簽署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後,香港與內地合拍的影片(合拍片)愈來愈多,隨著香港電影的市場北移,面對內地審查的掣肘愈見明顯。愈來愈多觀眾抱怨香港電影喪失本來特色,不但口音變了,味道也變了。然而無論電影市道如何低迷,合拍片的潮流怎樣洶湧,我們仍能透過不同年份的香港電影,看得到大國影響與經濟起落的時代痕跡。本文就以警匪類型為例,回顧過去十五年香港電影的警察故事,看看它們在時局變遷下,如何反映或折射出這個城市的跌宕起伏與集體焦慮。

受傷的警察

且從皇家香港警察說起。1997年主權移交前夕,一方面是醉生夢死的經濟泡沫,同時亦是面對政權易手的惶惑不安 。不少人將九七形容為「大限」。趙崇基的《三個受傷的警察》(1996),瀰漫悲觀無奈情緒的末世氛圍,戲中的奪命甘(鄭則仕飾)因為感情問題,在1996年除夕晚會上,劫持上司,最終死在英女皇肖像和「1997」的字樣下,無法順利過渡。影片一開始已刻意呼應時代,把新舊硬幣的洋紫荊與「女皇頭」圖樣並置,又故意強調時鐘滴答聲響,並由操上海話的清潔工人說出:「今天晚上這麼熱鬧,不知道明年會是什麼樣子了。」然後英女皇肖像從牆上掉落,製造一種時代終結的悲情。

林嶺東的《高度戒備》(1997)更是充滿了面臨「大限」的焦灼與壓抑,戲裏的警隊長官寄語下屬:「我們在九七移交之前,目標只有兩個字──安定。」電影說的卻正是人心的不安定,包Sir(劉青雲飾)和麥坤(吳鎮宇飾)都因為曾經殺人,背負難以磨滅的心理陰影。兩雄相遇,不斷交鋒,但大家都同樣充滿焦慮與惶恐。最後的對決,表面上是包Sir打敗麥坤,實際是麥坤終於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尋死),而包Sir卻因為槍殺了麥坤的女友鍾麗紅(李蕙敏飾),再次陷於抑鬱,雖生猶死,子彈射進麥坤與鍾麗紅軀體的時候,包Sir的魂魄亦已被無形的子彈貫穿。

縱有身手才智

九七剛過,銀河映像的《暗花》(1998)講述澳門司警阿琛(梁朝偉飾)受命阻止兩大黑幫議和出亂子,卻不知道原來都是衝著他而來的圈套。故事發生於澳門,正好在1999年澳門政權交接之前,創作人把香港面對「大限」的悲觀情緒放進電影,對白裏的「過了今晚大家就可以睡個好覺」、「有什麼過了今晚再說」都有言外之意。

幕後操控全局的洪先生暗喻大國勢力,主角則好比醒目自信的香港仔,以為憑一己才智可以擺平一切,到最後才發現命運根本掌握在別人手裏,恰如殺手阿東(劉青雲飾)對阿琛所說:「我和你就好像是個彈球,彈去哪裏,什麼時候停,都是身不由己。」同年的《非常突然》(1998)拍出來同樣宿命-「有傘的時候沒雨,有雨的時候就沒傘」-以為大敵當前,女主角遇害,結果有驚無險;以為大團圓了,接下來才是最沉痛的打擊。

香港在主權交接後,之前擔憂的社會突變沒有出現,似乎真是平穩過渡了。然而就像《非常突然》的結局,以為馬照跑舞照跳,金融風暴卻襲來,經濟泡沫爆破;以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特首選舉卻由中央操盤,普選遙遙無期;以為成功防禦了禽流感擴散,怎料2003年SARS病毒傳入,內地隱瞞疫情,香港傷亡慘重。2004年成龍主演《新警察故事》,由《警察故事》系列的陳家駒變成陳國榮,已不再是生龍活虎的超級警察。

從《警察故事》(1985)、《警察故事續集》(1988)、《警察故事Ⅲ超級警察》(1992)到《警察故事4之簡單任務》(1996),陳家駒要對付的惡勢力一次比一次強,首集是本地販毒組織首腦,續集是以炸彈勒索地產商的悍匪,第三集是跨國販毒集團,第四集是販賣核武的國際犯罪組織,但他總能以打不死似的身手成功破案。陳家駒的故事,暗合香港經濟起飛,躋身國際都會的神話。主權交接後,陳家駒變了陳國榮,他要應付的已不是什麼國際危機,而是自身的創傷與恐懼。《新警察故事》開始時,成龍以宿醉於後巷一蹶不振的形象出現。威脅來自社會內部矛盾、世代決裂,縱有過人身手,他亦只能眼巴巴看著部屬一個一個被人從高處掉下。主角不能再像《警察故事續集》那樣教訓歹徒:「只要你們做的事情對大眾有益,大家都願意給你們一份應得的報酬」,而只能安慰喪父的小孩:「這個世界就是這樣,有很多不公平,有很多不開心的事情,你要忘記過去,長大了好好做人。」

當生活迫人

在社會氣氛消沉的艱難日子裏,葉偉信的《爆裂刑警》(1999)讓一群各不相干、家庭破碎的人,組成一個臨時的家,互相取暖,像一家人那樣吃飯。杜琪峯的《PTU》(2003)則借女警(邵美琪飾)的對白說出:「怎樣都好,最緊要能平安回家。」其間亦出現過一些嬉鬧的警察故事,像《新紮師妹》(2002)與《龍咁威》(2003)系列,聊博觀眾一粲。

警察跟普羅市民一樣承受各種生活壓力,同樣面對經濟不景氣、負資產,甚至債台高築。邱禮濤的《反收數特遣隊》(2002)就以警隊欠債為主題,描述高級警司李Sir(李修賢飾)及其部下被高利貸集團迫入窮巷。李Sir的上級(張堅庭飾)卻老是嚷著要上北京學習普通話,影射高官權貴只懂北上獻媚,無視社會大眾正在面對的難關。電影以小見大,反映當時香港的困境,小市民身處逆境忍無可忍,唯有想方法自救。在看似荒誕的情節底下,是針砭時弊的一股怒火、一陣怒吼,也預示了2003年五十萬人上街的民怨爆發。

《反收數特遣隊》有警員因負債走到天台企圖跳樓輕生的情節,杜琪峯、羅永昌合導的《暗戰2》(2001)也有個負債纍纍的警方談判專家陳勁威(林雪飾),他本來是到天台勸阻神秘男子(鄭伊健飾)跳樓,反被誘進擲毫猜公字的敗局,結果萬念俱灰幾乎一躍而下。他在猜錯了三百多次後,終於知道放下執念,不再計較輸贏,把擲毫用的硬幣投入慈善賣旗籌款的錢箱,這正是導演給逆境中香港人的勉勵。

阮世生的《神經俠侶》(2005)也是借警匪類型寫勵志故事。中產建築師王志成(吳鎮宇飾)因欠債企圖跳樓,最後瘋了;偷奶粉的失業漢(林雪飾)卻真的從天台跳了下來;當巡邏警察七年(其時距離主權交接也剛好是七年)的阿傑(陳奕迅飾)亦像個洩氣的皮球。片中幾個人物拼合成一幅香港人遭遇挫折灰心喪志的圖景,並借王志成的瘋言瘋語道出香港「又財赤又減薪又裁員」的窘迫。奔跑是電影的主要意象,樂天女警男妹(容祖兒飾)的特長是跑得快,阿傑因為追捕姦殺少女的「雨夜屠夫」而重拾鬥志,王志成也終於清醒過來,欲留住愛人,拼命狂追,他說的那句「有粥吃粥,有飯吃飯,一定有好日子過」,大抵也是編導寄語香港人的祝福。

在大國陰影下

說到這十五年來的警匪電影類型,不得不提到劉偉強、麥兆輝的《無間道》(2002)。有關《無間道》系列及其他香港電影把臥底身份連結到香港處境的隱喻,以及扣連到雙重效忠的身份危機上,已有不少文章論及,讀者可參看羅永生的〈解讀香港臥底電影的情緒結構和變遷〉(《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及拙文〈香港電影的臥底簡史〉(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季刊《HKinema》第七號,2009年7月),在此不贅。

《無間道Ⅲ終極無間》(2003)已出現內地公安角色,但中港界線模糊,公安沈澄(陳道明飾)可以在香港警署保安部下命令叫人把劉建明(劉德華飾)銬起來,還拔槍開火。崔允信的《三條窄路》(2008)則嘗試處理一個橫跨中港官商勾結的網絡。香港財團的內地工廠洩漏有毒物質,知道內情的醫生被公安軟禁,正義的公安(杜海濱飾)因協助揭發事件而被殺害,整件事又牽涉香港財團高層謀殺律師的醜聞。電影採取類似政治驚慄片手法,寫堅持公義的人與陰謀背後政商利益集團的對抗,更在片末意圖連接到民間的社會抗爭運動。

杜琪峯的《黑社會》(2005)及《黑社會以和為貴》(2006)進一步踩進中港的政治關係。尤勇飾演的角色,在九七以前是混入香港幫會搜集情報的公安臥底,九七之後就成為負責招安香港黑幫的省公安廳石副廳長(開場更同時飾演洪門鼻祖,講解幫會規矩,如此安排不免惹人遐想)。《黑社會以和為貴》尤其指向CEPA之後香港人北上求財,因和諧之名被收編,幫會選舉變成「欽點」。中港兩方強弱懸殊,面對石副廳長的強勢,再凶悍的幫會話事人Jimmy(古天樂飾)即使揮拳相向,也顯得軟弱無力,象徵權力的龍頭棍終於成了陪葬品。最後Jimmy得知妻子懷孕,他身穿白色襯衣,背向鏡頭遙望窗外,白色窗帘飄揚,猶如送葬的白幡,加上配樂的渲染,流露世世代代永遠被操控的悲涼。

後CEPA時期

香港電影進入內地市場,要守內地規矩,就如《黑社會以和為貴》裏,省公安廳副廳長所說:「不是不讓你們生存,但是要適可而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頒布的《電影管理條例》(2001),影片不能「宣揚淫穢、賭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而根據《廣電總局關於重申電影審查標準的通知》(2008)進一步解釋,凡「夾雜兇殺、暴力、恐怖、鬼怪、靈異等內容,顛倒真假、善惡、美醜的價值取向,混淆正義與非正義的基本性質;刻意表現違法犯罪囂張氣焰,具體展示犯罪行為細節,暴露特殊偵查手段;有強烈刺激性的兇殺、血腥、暴力、吸毒、賭博等情節;有虐待俘虜、刑訊逼供罪犯或犯罪嫌疑人等情節;有過度驚嚇恐怖的畫面、台詞、背景音樂及聲音效果」,都需要刪剪修改。

起初香港電影製作人會製作「雙版本」,把情節略作刪改或者多拍一個結局,以符合審查,解決兩地規則的衝突。過往香港電影賣到外埠,都有類似的折衷處理。《黑社會》進口內地時,就易名《龍城歲月》,把結尾阿樂(任達華飾)與大D(梁家輝飾)在河邊垂釣那一幕,改成警察監視犯罪份子的行動,阿樂殺死大D後馬上就被警察抓了,最後還讓Jimmy(古天樂飾)變成警方的臥底。

當內地電影市場崛起,利潤愈來愈高,合拍片成為主流,加上CEPA規定「內地主要演員的比例不得少於影片主要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故事情節或主要人物應與內地有關」,電影創作打從一開始已經遷就,或削足適履,或是為符合要求,插入多餘的內地元素及角色。例如在周顯揚的《殺人犯》(2009)裏,香港警署竟然有個操普通話的總警司。麥兆輝、莊文強的《大搜查之女》(2009)亦是為了通過內地電影審查,被迫改動不少情節,多條線索因此虎頭蛇尾,也令本來可以峰迴路轉的結局落得乏善可陳。

內地審查標準規定不能有「惡意貶損人民軍隊、武裝員警、公安和司法形象」的情節,因此電影不能出現壞公安,幹了壞事的也必須繩之以法。麥兆輝、莊文強的《竊聽風雲》(2009)以反貪腐為掩護,結局就是惡有惡報,犯了錯的警察要得到懲罰,壞人也要得到報應。爾冬陞的《新宿事件》(2009)已在情節安排上盡量迎合內地規定,卻仍無法在內地公映。更多香港電影就索性把故事搬到古代,像徐克的《狄仁傑之通天帝國》(2010)裏的唐朝宰相其實是古代神探;陳可辛的《武俠》(2011)也是神探查案;陳嘉上、秦小珍的《四大名捕》(2012)則有臥底潛伏古代公安機關,高塔的塔頂成了《無間道》天台的變奏,還讓殭屍橋段借屍還魂;羅志良的《消失的子彈》(2012)就把背景設在民國,縱有警察貪污瀆職,都是舊社會的事。

把故事抽離現實處境,令香港導演更容易避過審查,即使描寫怪力亂神,刻劃政治腐敗,亦可以成功跨境。但也要為此付上代價,早前內地周刊就羅列了「香港電影七宗罪」(〈內地人,忍夠了!〉,《南都娛樂》2012年第21期,2012年6月6日),包括題材背景大量重複、「去生活化」等。內地電影其實同樣身受此害,創作自由被箝制,寧浩的《無人區》上映無期,《黃金大劫案》(2012)就把背景搬到民國年代;高群書的《神探亨特張》(2012)諷刺當下社會的敗壞,但困在主旋律的限制下,只能曲筆抒發那份揮之不去的陰鬱,罵到整個民族了,就是不能罵體制,而主角就是模範公安,民眾都見義勇為,忽然會有人從樓上探頭說願意捐出巨款援助受害女童,令取材現實的情節都變得脫離現實。

何去何從?

以往香港電影人對轟動社會的本地案件反應敏銳,常把事件改編成電影。近年這類影片已大減,尤其在CEPA後,然而仍有少數取材社會事件的例子,像杜琪峯、韋家輝的《神探》(2007)參考了2006年的「魔警案」,黃精甫的《復仇者之死》(2010)亦借2008年的警署強姦案,把警署描繪成人間地獄。2008年金融海嘯淹至,杜琪峯的《奪命金》(2011)與麥兆輝、莊文強的《竊聽風雲》及《竊聽風雲2》(2011)都把金融世界的投機與貪婪,放進警匪類型。其中《竊聽風雲2》影射九七後在香港巧取豪奪的新興權貴。《奪命金》則出現了老闆宋先生(尹子維飾)一角,教訓三腳豹(劉青雲飾)不要插嘴,教訓凸眼龍(姜皓文飾)「不能破壞規矩」,而在今時今日,這個有權有勢的大老闆,當然是說普通話的。

游乃海的《跟蹤》(2007)和鄭保瑞的《車手》(2012)都講世代交棒師徒傳承。不過香港電影的低潮尚未過去,前景未明,往後到底會是青出於藍,還是依然青黃不接?尤其在大國影響下,在內地市場的利誘下,在合拍片制度的限制下,香港電影人的創意可以怎樣發揮?當市民對政府與建制愈來愈不信任,當警方以愈來愈強硬的手段對付示威群眾,民間對警權過大的憂慮愈來愈深,當說好了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悄悄在變,普選概念被偷換,這邊廂洗腦式國民教育激起民憤,那邊廂深圳香港合併已經寫進規劃,那麼香港電影的(警察)故事又可以怎樣說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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