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太太與柏芝阿嬌 |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醫生太太與柏芝阿嬌



筆者在兩年前把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英譯本《Blindness》看完,除了佩服其寫作手法匠心:以艱澀冗長句子、少標點、沒有人物名字來營造白盲症模糊的狀況,更被故事的情節、主題、人物環境的描寫吸引。人性的可怖、生存的意志與掙扎、道德與尊嚴在充滿暴力與性的原始狀態的虛弱和渺小。兩年前閱後已經心存一個問題,為什麼醫生太太沒有盲?她作為一個女性沒有盲在這個故事的象徵又是什麼?當知道錯過了2006年中國國家話劇院與香港話劇團改編《盲流感》的舞台劇後,筆者就決定不會錯過電影版的《盲流感》。等了又等,一拖再拖,由一月說會在香港上映,到二月網上又公佈了另一個時間,之後又再更改,三月終於登陸香港。看完後多年前的問題似乎被具體的影像解釋了許多。 


醫生太太的形象

 

如果說現代社會仍然充滿着種種女性刻板Stereotype的呈現,對女性物化的現象,那麼電影裡白盲症的出現就是加強這些社會現象和呈現。在隔離營裡,正因為醫生太太沒有患白盲症,除了要照顧丈夫,更要隱瞞自己沒有患白盲的事實暗地裡為一號房間的人作指導,安撫偷車賊,也為小朋友說故事。醫生太太沒有患白盲症使在男權社會中刻苦耐勞為男性服務的女性形象更為明顯,由家中輕輕鬆鬆打理家務、弄Tiramisu給醫生吃,到在隔離營裡依然要照料丈夫以及其他人的起居飲食,甚至出賣自己身體去換取食物。 

 

除此之外,女性刻板形象也在這種男權的語境下被放大。男性因為不能凝視Male Gaze)來顯示其權力,代之以性騷擾、強姦侵犯女性,例如戴眼鏡的妓女被偷車賊非禮,女人變成食物的代替品。傳統生產)/消費(女的二元關係也倒置了。沒有槍特權的男人顯得軟弱無力,如消費者一般,更有男人問有哪個女人自願去作犧牲去交換食物,當醫生太太殺死三號房間的王,更有男人要求供出兇手給三號房間的人,不想釀成戰爭,希望可以繼續有食物供應。醫生儘管有着專業的知識,在患白盲症後,既醫不了人也醫不到自己,跟其他男人一樣窩囊,支持不了醫生太太,又逃走不了為偷車賊拿抗生素,只埋怨不願意把太太當成母親或護士。 

 

當然電影裡醫生太太的眼淚、壓力更多來自親眼目睹這場酷劫對身體、人性的摧殘,尊嚴喪失的無何奈何。面對殘酷的現實,個人的犧牲可以不計,所以她可以承擔照顧別人的責任,更可以忍受和原諒丈夫與妓女發生性行為,甚至反過來安慰他們。醫生太太甚至不理醫生要她放棄照料其他人的勸告,認為自己可以承受得來,希望少些人受害和被殺害。醫生太太沒有失明而無條件地承擔起責任象徵了人性的光芒,而且更放大了女性在男權主義下的形象。 

 

槍與眼睛與身體

 

「槍」作為特權階級象徵,軍人三號房間的王擁有槍可操控人們的死活。他們要人們用珠寶、女人交換食物,否則拒供食物或槍殺他們。由此可見「槍」除了是陽具崇拜的權力象徵之外,槍就是生命也是女人和食物的象徵。另一方面,醫生太太的眼睛也是權力的資本,她也可以藉此決定食物分配的多少,也可以無視其他人、傷害其他白盲者,但是她以此作為反抗特權的資本。 

 

或者說女性的形象在《盲流感》不是一味的刻板、為男人服務的,從屬的(Subordinate),也同時是顛覆性的Subversive。戴眼鏡的妓女也不是任人魚肉,被偷車賊非禮,她一腳跺傷他的小腿,後來他的腿更因此而發炎,醫生太太抵不住凌辱,用剪刀刺死三號房間的王,在三號房間放火的也是在醫生診所工作的女人。儘管現代社會仍然存在種種對歧視女性的目光、物化女性的形象、不公平的政策或文化,女性已經有較大的能動性(Agency)。身體的自主成為道德尊嚴的最後防線,當防線被衝破,加上有同房的女人被虐待至死,醫生太太用她的眼睛反抗,以殘酷的剪刀殺死三號房間的王,也為自己建立修補自己的防線。 

 

身體的自主與尊嚴令筆者想起最近張柏芝與阿嬌回應陳冠希事件。如果整件事是一部電影的話,柏芝與阿嬌等的主角們的身體在事件中又有多少的自主性?對性與女性的形象可以有顛覆性嗎?或許她們一早知道或選擇的能動性與自主性在香港娛樂圈裡只能作為受害者的妝扮。 

 

也許香港娛樂圈連女星帶起剪刀也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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