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致青春》到《合伙人》的中國夢



隨著兩部電影的內地票房火爆以至觀眾熱議,《中國合伙人》和《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毫無疑問是繼年初的《北京遇上西雅圖》之後,帶領中國電影進入另一個階段的當代城市作品(截稿時《合伙人》內地暫收4.2億人民幣,過5億該沒問題;《致青春》最後則收7.11億)。它們告別了古裝武打大片模式,本質上它們甚至稱不上「大片」,而是小品,說的不是民族大義幫派恩仇,反而是返回現實中的工作情愛小生活苦惱,用的當然是偏向輕鬆的喜劇手法,包裝是添上洋氣、現代感、都市化,取材有多片面都好(顯然它的核心並非低下階層而是新興中產),但它們為中國電影照見新路,導引出一種多講當代都市現實情懷的趨勢。

而《合伙人》和《致青春》之所以得到如此多談論,又和兩片強調的集體回憶有關,儘管兩片的角色設定屬兩個不同世代,但正好是前者的60後到後者的80後是目前最主流的消費群體,他們的經歷、共鳴及夢想,也開始需要被處理及代發聲,兩部作品適時接上了這股時代的情緒需要,促成了一種猶如自拍自樂,自己想在大銀幕上回看自身的消費意欲。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

當中,《致青春》的成功較為意外,這部由趙薇首次執導的青春回憶作品,風格內容水平更似一部校園成長偶像劇,格局小、明星不出名、沒有大場面、講的是校園到畢業的平凡瑣事,但似乎正正是這些叫「失去了的青春」的瑣事刺中萬千觀眾的心,人們在片中校園課室宿舍及一應情愛或理想對白中,找著自己當年倒影,自己的生平,像第一次被人認真地記錄。這在過往的主流片子裡都不可思議,國產電影曾一度把時間背景拉得遠遠,未敢正視自己身處的時代,更談不上集體回憶(過往的成長故事更多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故事)──而且那都不是這代人的記憶,亦不切合當前這種看來樂觀的社會形勢。

好大程度上,共鳴的觀眾未必是對目前環境很滿意,但起碼自覺是過來人,親歷從當初的物質稀缺到現在基本條件可以。看著當年簡樸的校園打扮和設施,對比今天為口奔馳理想失落的中產階級式感嘆。正如宣傳那句話:青春是用來懷念的。《致青春》是成功捕捉到這主要由女性觀眾抒發的哀悼式情懷,不涉遠大理想民族大業,甚至從當年小燕子轉型導演的過程中,女觀眾看到的也是當年偶像(及自己)的個人夢想實踐。

相比起《致青春》這種中產階級的思苦憶甜,《合伙人》要觸及的國情更廣更複雜,電影以三十年來中國第二度改革開放的民間創業背景為經,三個大學生的發跡史為緯,提到學英語熱、出國留學潮、國企倒閉、全民下海、美國轟炸南斯拉夫中國使館、北京申奧失敗各時代記憶,通過流行歌曲及社會轉型去貫穿不同年代氛圍,算是至今最為全面嘗試去追述這個中國奇蹟時代的作品,而當中除了說集體回憶外,更涉及另一個當前被熱議的話題:中國夢。

放到當前中國社會脈絡,再連到港導北上的另一章來看,陳可辛的這部《中國合伙人》顯然不僅是部年代勵志故事片,甚至乎,它可爭議的地方不少。這部被認為是陳可辛「回歸」到最熟悉的現代人情世故範疇的作品(起碼再非古裝大片,而有沒看過陳可辛現代背景作品的內地觀眾曾提問:陳可辛為什麼改變了風格?)寫的卻不是他熟悉的內地成長故事,雖說不同社會背景下,友誼與成長情懷如一,可時代細節以及如何講這一代人的故事,確是一個挑戰──要知道,連內地都沒大製作拍過這一代成功企業家的故事。那是個可用「中國奇蹟」來形容的故事,背景參考自真人真事的民間教育機構「新東方」的創業經過(最初想法及初稿由當年創業三人之中的徐小平提供,以至後來此片被質疑是新東方或商界投資,而陳可辛否定了這說法),當年新東方順著九十年代中國人一窩蜂學英語的熱潮,由山寨式小班變成幾千人報讀的大公司,可作為九十年代民營公司剛起步,一直至現在取得大成就的整個二十年來中國商人下海、創業以至高GDP經濟奇蹟的中國故事(再加上在大學的八十年代,即為三十年的中國寫照)。

中國合伙人

此片寫中國內地此三十年的國情劇變,實在不是籠統概念上的陳可辛/UFO式都市小品,甚至可以說,它的密集式劇情處理(台詞對白以外再加上不同角色的內心旁白,代表不同年代的流行曲輪流插播,包括《國際歌》、《外面的世界》、《海闊天空》以及貫穿全片的《一樣的月光》等),對男女愛情線的低調處理,以至結局的習近平版中國夢式慷慨陳詞,跟一向以來他香港時期作品取向也有差異。特別是角色對「中國崛起=商業成就=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認同七情上面,顯示在尾段華爾街美國人辦公室中類似宣言式的教訓,都說著一種我曾提出過的陳可辛式言志的轉移──過往港產片時期,角色言的,多是個人之志,去到內地,許多時就要言家國之志了。

對港產片觀眾而言,這看起來有些不夠瀟灑──我們印象中香港電影中的青年夢,追求成功多現實都好,都容忍到當中有位轉個頭就變賣股份,乘著船就去尋找自己海洋的更為 outcast 的主角。而《中國合伙人》的青年才俊們,最大的成就,則是發出中國聲音,在外國大學「買起」實驗室,把當年的屈辱以具經濟尊嚴的方法拿回──是不是導演編劇的本意也好,它著實是迎合當下的某種主流中國精英或富豪情懷:中國要參與世界,發出聲音,經濟成功就有話事權。你可能不認同此為唯一價值,但電影是把這情緒說得明明白白了。因此,它更像一部國情電影,又或是企業界的主旋律電影──看過,大概就得知一種極為普遍的現中國精英普羅價值。

《中國合伙人》內地版本的結尾部份,還加插了一批現中國企業界大腕的成長照,可說是通過真人的例子,說明故事中人奮鬥史的現實性。這種成長故事近年在中國已打開一個市場,不僅電視劇有之,而大銀幕也趕上來了。《中國合伙人》沒有標明是真人真事改編(況且現在說是真人真事改編都會改到天花龍鳯),實在不用硬把片中三角色跟「現實版」新東方的創始人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強對號。反而,應該把此片看成一個具集體共鳴的中國新一代企業家創業方程式故事。張欣在她的微博上說得比較準確:「也是我們這一代人創業、掙扎、出國、海龜、土鱉、上市的故事。這裡面的矛盾、困難、成功、喜悅我都經歷過」。

翻查新東方的資料,最初由違規私教英語開始,一步步加入各級別補習、考外國試甚至出國顧問服務,現在叫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報讀人數總和達一千六百萬。開創人俞敏洪身家七十億。抓著的是中國九十年代初的二次開放機會(鄧小平南巡之後),這樣的奇蹟故事,在中國地產界、科技界、媒體界各種創業傳奇中,時有發生,已成了一整代成功人士的共同記憶。不是這三人的故事,也可以是王石、馬雲、潘石屹、張欣、馬化騰的故事(馬雲當年也是個英語教師)。

這也是一種中國特色,說的是民間成功者的經歷單元化,原因是作為一個曾經政治凌駕一切的社會,首先要有整體政策的改變,才會引發民間的變革。而九二、九三年是中國創業者不能繞過的關鍵日子。就如七十年代尾開始有個體戶,有私營餐廳。九十年代頭有下海經商熱,也有出國留學熱(因而急需學英文),經營不善的國有公司解散,工人下崗,人們爭取新的機會,鑽動每個空子,合寫了後來各種成功傳奇。

所以,更宏觀地看,他們的故事,其實也是中國奇蹟的故事。電影可說是顯示了代際話語權交接的迴響:近代中國人的成長故事,之前可能只拍到七十年代成長就沒有說下去了(最引起重視的《陽光燦爛的日子》記的是文革時期,講的是50後或60頭那代),至於今天已成濫調的強大中國奇蹟,當今這代人的故事,那怕真假,總需有作品與以反映。這可能正是《中國合伙人》在反映社會發展的位置上,確有它應有的重要性之原因。

這種成長並成功的故事,又是如何總結呢?萬通地產的馮侖提出過一個「野蠻生長」的概念,那就是他們一代民營企業家,憑的是森林式的生存技術,在充滿未知、危險、機會、搏鬥的早年市場化社會中,如猛獸一樣掙扎求存,很多弱者被淘汰,強者存活成長,並留下一套森林成長的經驗,但這經驗未必可以複製,因為那是一個特例的中國條件,無法複製,沒有成功例子可循,大家都是從極為單一化的國有舊模式中演變出來,他們擁有相對相似的成長背景及故事,講來大有共鳴。而核心點是:他們都背有所謂第一代中國創富者的原罪──當年能得到成功,多多少少因為某種關係或走對門路,而非基於公平透明的競爭,但總體而言,都必具艱苦的過去,有些來自小鄉,有些政治成份不好,卻在九十年代改革開放的風潮下,把握第一次機會。任何一位憑真材實力闖出名堂與財富的這中生代中國人,都可以說出類似的故事,甚至已經成為一代人的中國故事──那怕它其實排斥了更廣泛的低下階層的故事。

中國合伙人

用《中國合伙人》裡的角色來說,黃曉明的角色,他就是個辛苦從小鄉考試多次才終於來到北京唸大學的典型(這類男子今天稱為鳯凰男),畢業後任教師,本來就平淡一生,但為改善生活而開展私教英語,被校方發現並開除,反而激發他去更投入發展英語補習市場(當然也正好碰上一股出國熱)。沒有正規課堂?那就先在肯德基設班,之後社會經濟轉型,國企下崗,廠房空置,於是就自行佔用丟空了的廠房開班,到後來缺乏敎材就抄襲外國的(這現況一直到現在互聯網時代沒改變,更多的社交平台應用也是抄襲自外國已有模式,欠缺原創)。無論是爭取出國的人,還是留在中國下海,也是見步行步,把握每個突如其來的可能性,野蠻地成長起來。

那是一個遍地機會的年代,未必一定不合法,但最後倖存而成功的人,或多或少都試過一些旁門左道,不按規則(因為無規則)去爭取成功。這代人最終成為今天房地產、科技公司、製造業、電腦公司、跨國企業駐中國的各種老闆及領導,在社會發展脈絡下,可算是四九年後第一代白手興家民間富起來的人,今天享受著豐盛物質生活,在民族復興的想像下,也正是現在高談闊論「中國夢」的中堅──因為他們同時代表了此時中國得在國際領域上爭取話語權的決心,縱使他們當中不少人也有「移民保險」。

《中國合伙人》可取的是準確捕捉了這場充滿奇蹟的經歷,但同時值得商榷的是像沒反思的肯定及光榮化了這種單一的成功學,把成功的定義窄化為爭取到西方的認同,搞上市,能夠買起外國的冠名等等表面行為,那個象徵了財大多金的中國崛起,滿足那從屈辱到復興的簡化中國夢。但這種經濟上跟西方同起同坐,在華爾街搞上市,就真的是中國夢嗎?如果說實現中國夢就是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句話其實跟說「偉大的無產階級萬歲」是同樣空洞。如果說美國電影中的美國夢常常還有它的核心價值即源自《獨立宣言》的人人平等有追求幸福的自由,以至自由市場的公平競爭,但這裡片末出現的中國夢演講詞卻正正是充滿中國特色的政經協商,像說:美國人!為了廣大的中國市場及未來利益,最好跟我們合作,有錢大家賺。這個中國夢是危險的,它甚至更進一步肯定了當前中國權貴與企業的共謀,認為目前那不合理不公平但數字上有效的經濟創造,是實現民族復興的唯一成功之道,而且是唯一的目標。

而這剛好就帶到電影當中能說與不能說的矛盾。如果經濟成就,西方尊重認同(可現也只是市場上認同中國,看來西方至今仍未打從心裡尊重中國)不是中國夢的全部,那究竟當中忽略了什麼中國夢?那其實明顯不過,沒拍的就是沒說的,基於眾所周知的理由,講八十年代中國大學校園生活,電影裡是毫無選擇餘地般忽略了1989那一年。或者可以這樣說:故事中的許多社會氣氛發展,為什麼會導致有出國潮、國企關閉風、下海熱,都跟這一年有不可分割的直接關連。那也是很大部份當年的學生和青年放棄精神夢想而追求經濟實利的關鍵時刻。中國夢也自當時開始,窄化為經濟增長,物質生活提升。

中國合伙人

片中有一坊間流行語:不要和自己的好友合伙搞公司──所指是搞公司必然的利益糾纏將破壞友情。而顯然,故事最後是想友情、財富與事業兼得。但更核心的其實是出現多次的《一樣的月光》歌詞: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們?

這句話於中國現國情的正確理解,應是「到底是我們太強,還是我們運氣太好」──趕上中國發展最快的年代,這裡的「快」,所指的又只是經濟與物質發展而非別的,而且這成功看來更多是憑撥亂反正,糾正過去的路線錯誤轉而重回市場經濟使然,與領導或政策的貢獻無關,也不是一如宣傳所說的因著英明的黨領導使然。這一代成功人士,確然是趕上了這個封閉過後重新開放因而需求與增長俱大的時代而已。他們享受遺憾的快樂,懷念著失去的理想,為自己的成就而感動,慨嘆成功背後的犧牲,更似是為今天更多別的金錢不能解決的問題作出告解。可他們的故事並未結束。

這種中國成功人士的奇蹟故事,戲裡戲外都該有下一章:差不多同一時間,馬雲剛宣告退休(但最新發展是又想另搞物流公司),四十八歲,將專注慈善和環保活動。Bill Gates 們要做的方向,中國新企業家一下子就跟著做了,並且是提前二十年還後生時就做。現實中,這班大腕也通過微博變身公知,給了社會部份問題的答案或表態。他們會真的放下那現有的也得來頗快的成功,開始創造經濟發展之外的中國夢嗎?這是《中國合伙人》這勵志故事的延伸提問,它拍了這班精英的前半生,而後半生連他們自己也還未寫成。

萬科的王石早早就引退,轉而在美國日本進修,開拓視野,研究新思維(當然萬科也積極發展美國房地產)。最新加入的馬雲,以至史玉柱、馮侖等人,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退休不幹回家種花,而是高調投向公益慈善事業或社會活動。這令人留意到一點,就是中國新一波的社會意識轉變,會否由這班一度的企業精英來帶動?

他們擁有強大影響力,在微博上,馬雲的認證身份是大自然保護協會全球董事會董事,在引退宣言中,他說要把時間花在生活上,並為環保作一分力。李連杰的壹基金最近比中國紅十字會更具可信性。網易的丁磊一早就想發展現代高科技豬場。這幫人都非常喜愛把自己的說法及經驗整理,變成一派言論,未必個個要做思想家,但至少是青年導師的行頭,各自歸納了從自身出發的一套成功學──而社會責任感,似乎是他們最新的共通的標。

這種講個人與企業責任感,通過自我的事業突破來試圖樹立榜樣的做法,能否成為這個缺乏信念時代的新信仰?他們又是否能挺身作這新信仰的傳道者,在制度之外給與一種改革的壓力?在共產主義精神已失去它原有的凝聚力,又沒有神聖的傳統宗教信念導引的中國社會,實用的成功學變成主流的價值觀,因而催生出對成功企業家的崇拜。這股民間的領袖力量,該進一步擴大成功目標的定義,提倡新的公民價值及社會發展方向,配合他們本身的影響力和豐厚資源,用非官方的方式改變中國。這是這班中國合伙人可貢獻的另一個中國夢。

中國合伙人

除了對中國夢的演繹有可商榷之處並可有補充之外,正如前述,沒拍的就是沒法說的。拍一個八十年代大學校園生活到今天創業成功的傳奇,對於1989年的忽略不提,其在政治及市場考慮上雖可理解(根本沒可能通過審查),但無疑也是對那代人歷史的一次重大改寫,可說完全沒有解通這班八十年代大學生之所以大有改變的那最重要轉折點。或者電影中僅有的暗示是早早在校園就出現的《國際歌》(八十年代的民運學運當不止於1989年,起碼從86年開始一股重估中國過去談論中國未來的氣氛在校園及媒介興起)以及佟大為角色剪髮一段,並宣告「我的八十年代死於今天」。

八十年代中期相對的理想主義,政治寬鬆,停於1989年,之後才突然出現外跑潮、下海熱(八十年代的出國潮是基於剛重新接觸世界後,對外面的世界的嚮往,帶點浪漫色彩,九十年代頭則是對當時中國無望的逃跑,不惜一切出去尋找機會),這是當今這批企業大腕都經歷過的真實,無法繞過但也沒法言說的真實。於是,當要書寫集體記憶,這個時代的中國故事還是顯得軟弱無力,刪節重重,難以面對它真實的過去。人們似乎忘記了,當年談的中國夢,應該不是今天的這個版本。而選擇性的忘記,其實不獨是電影妥協下的產物,也是這個時代普遍的現象。

【原載於《明報2013年6月5日,此乃更新的長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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