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一種無能



重新審視每一個角色,如果希望通過人物來建構劇情,在《盲》(Blind,2014)中,必然會是失意之舉。關於時間、空間、劇情的剪輯與構築的精妙,《盲》已被交口稱贊。既敲斷真實敘事的連續性,又無縫地將虛構接駁,我們看到了電影「訓練」觀眾的另一種可能,複雜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講故事的人。

一個盲人的世界,她到底在乎的是「看」到甚麼,還是「想」到甚麼呢?以「盲」作為電影的客體──講述盲女 Ingrid 的故事,又以「盲」作為主體──盲女 Ingrid 講述了臆想中的故事。這種選擇是故意增加了影片敘述的難度,讓劇情更複雜混亂、迷離不清。

在 Laura Mulvey 的〈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中,她提出了「窺淫癖」(scopophilia)的觀點,「窺淫」指的是出自觀看的性愉悅。個體具有一種想要觀看他人的性慾本能,而這種意識集中的觀看可以引起特殊的慾望和滿足。男性的凝視(Male Gaze)帶來視覺的快感(Visual Pleasure),女性的角色擔當承擔凝視的對象。

但在本片中,女性作為主角,儘管在視覺畫面上仍然展示了「裸露癖」的責任,但因為想象的加入,女主角 Ingrid 通過創作故事而擁有了「凝視」的能力,這種能力決定劇中的男性角色看見甚麼,不能看甚麼。但這種主動選擇,是否就能躲避男性慾望的投射與侵蝕?失明的世界,到底是更好還是更壞,是缺陷還是創傷,還是一種無能的驚喜,還是一場關於想像與現實的博弈?

影片從說明想像的技巧為開端,失明的女主角 Ingrid 重申,記憶會模糊,會衰退,需要用想像來訓練,來創造。在她所創作的故事裡,辮子男 Einar 是個性癮成癖的獨居男子,靠黃色錄像發洩慾望,與真實世界的女性產生距離。如果目盲是將 Ingrid 與現實世界隔離的物理原因,那麼辮子男作為與其對立的身份──男性,相反的生理設置──強壯、健康的,而出現在故事裡,則是她最直觀的心理投射,對自身缺失的需索及渴求。

大樓裡的窗戶,是連接本劇虛擬與幻覺的開始。眼睛經常被喻為心靈的窗戶,窗戶也是窺淫癖這個行為的最好日常通道。這些都是與「目盲」這個主題緊緊相連,通過窗戶,主人的生活軌跡被一覽無餘。辮子男也通過窗戶開始窺視 Elin ── Ingrid 所創作的「女主角」。影片隨 Ingrid 想象的故事繼續發展,Elin 與女兒的對話值得玩味,不希望女兒察覺自己的孤單,於是編造老朋友來訪的謊言,但當女兒深入詢問下去,如朋友的名字,職業等,Elin 開始慌張失措。這也恰恰驗證了影片開端所講的「越多關於細節的想象,才能讓想象變得更真實。」想象不可能空穴來風,它一定是基於我們的記憶、現實再創作,每一次從女主角的故事回歸到現實時,我們就會得知,她的職業,所看的綜藝節目,正在聽的音樂,甚至是手中的紅酒,都成為了臆想故事裡的元素。


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裡寫道:「慾望已變成了記憶。」當現實與記憶有差池,慾望便受到了最無奈的阻隔。Ingrid 對辮子男的描述是「互聯網無法讓他體會觸摸那些胴體的感覺,抑或是被觸摸的感覺」。這也抒發了 Ingrid 的焦慮,其實恰恰源於她的記憶。因現實的變遷(新公寓,新環境),記憶變得不可信,不可靠,每一次都需得到第三方的確認,才能繼續前行。於是想象成為了一處避難所,她可以突破邊界,隨意擅改。另一方面,當丈夫 Morten 向她介紹自己的建築模型時,當她拒絕參加他的慶祝派對,我們又能看到,想象帶給了她新的恐懼──未知。

這種遊走在主/客體之間的影像邏輯,話語的多樣性,敘事的結構讓建立在性別差異的文化定義變得不可界定,這無疑是個有野心的嘗試。本片在2014年辛丹斯電影節上獲得世界電影單元劇情片的編劇獎,Eskil Vogt 在與 Joachim Trier 共同創作《八月斷魂曲》(Oslo, August 31st,2011)時已頗受關注。北歐風格的冷語者,抑鬱的孤獨美學,在描繪後現代的人物心理掙扎上,Eskil Vogt 已駕輕就熟。但如何將藝術片拍得不「沉悶」,其實是一個比拍商業類型片更大的挑戰。電影節作為一個涵蓋了觀影、評選、明星效應、商業發行,甚至是政治話語權的多維平台,是調和獨立藝術製作與影視產業的特殊渠道。歐洲三大影展一向鍾情藝術電影,但總被詬病其曲高和寡。美國的辛丹斯電影節近年受關注的程度不斷攀升,不僅源於平易近人的評選模式,設立觀眾評獎,另一方面也一直被稱為是藝術導演轉換跑道執導主流商業電影的跳板。《盲》雖然氣氛冷峻憂鬱,但充滿懸念的劇情拼接讓人能緊跟其中,而最後的正面結局也讓整體的壓抑得到緩和,正如劇中 Ingrid 最後所說那樣,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世界,有時是黑暗中的光明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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