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楢山節考》──為母親譜寫的生命贊歌



1956年深澤七郎憑著處女作《楢山節考》登上文壇,獲中央公論新人獎,作品於《中央公論》發表。《楢山節考》兩度改編成電影,分別是1958年木下惠介及1983年今村昌平的版本。本文主要探討原著與今村昌平電影中所呈現女主角阿鈴婆婆的慈母形象。


《楢山節考》以偏遠地區的農村為舞台,在糧食短缺、物質極度貧乏的環境下,為了村落共同體的延續,衍生了各種互相監控的規定,其中一項為棄老習俗,年屆七十的老人不論健康與否,一律被視為包袱,必須摒棄於共同體以外,把僅有的食物留給具勞動力的年輕一代。棄老傳說的背後,實為此功利主義的貫徹。

小說/電影刻劃本能與規範的對立矛盾,求存的慾望把人性的扭曲合理化,為了生存,良心泯滅,道德不值一顧,老人被棄山中。傳統長幼有序,「使老有所終」的孝悌觀被顛覆。故事描述阿玲婆婆已屆六十九歲。一個冬天的晚上,長子辰平縱有千般不捨,只得無奈送母親上山。電影不斷強調自然界循環不息的本質,糧食問題得不到解決,棄老將持續下去。

阿鈴婆婆持家有道、勤奮能幹、對子孫關顧。由始至終貫徹自己的信念,意志堅定。電影描述阿鈴婆婆為赴楢山早作準備:釀製儀式用的濁酒;物色村婦跟次子利助共度一宵;儘管孫兒朝吉對阿鈴婆婆惡言相向,她依然對孫兒愛護有加;傳授捉魚本領予媳婦才安心上楢山;跟辰平離別時的擁抱流露出對兒子的不捨等等,成功塑造一個理想的慈母形象。

赴楢山有三重意義:跟從共同體的規定;以自身的死亡換取共同體及家庭的延續;保持家族尊嚴。倘若阿鈴婆婆不上楢山,根子家將面對怎樣的欺負可想而知,阿鈴婆婆毅然赴死,根子家的尊嚴得以保存。小說/電影以反襯手法刻劃阿鈴婆婆無懼死亡的高風亮節。錢屋的阿又被兒子五花大綁,垂死掙扎被踢下山谷,彷彿將成為烏鴉的食糧,極盡醜化之能事。相反,阿鈴婆婆處之泰然,除了打點上楢山的一切,甚至故意弄掉堅固的牙齒,以符合眾人心目中衰老的形象。她謹守規定,在上山途中沒跟辰平說過半句話,面對山上的枯骨毫無懼色,雙手合十安詳地靜待死亡的來臨,辰平折回跟她說話,也只揮手示意辰平離去,突顯她的堅決和高尚的道德人格。阿鈴婆婆犧牲自身性命以求家族及村落共同體的延續,跟錢屋的阿又成強烈對比,是深澤七郎以其母為藍本的理想人物 。


深澤七郎的母親七十二歲時因肝癌與世長辭,深澤在其作品「許許多多回憶中的母親」裡流露對母親的思念之情。母親對深澤說了這樣的話:「無論我變成怎樣,請不要哭泣。」[1] 那一刻作者感到茫然若失,母親於病榻中常處於飢餓狀態,無論多痛苦仍能處之泰然,深澤透過文字讓其母親化身阿鈴婆婆,成為文學中一個不朽的人物。深澤說:「坐在佛壇前唸經是母親的嗜好」[2],小說/電影中阿鈴婆婆雙手合十靜待死亡的一幕,明顯跟深澤母親的形象重疊。《楢山節考》是一部思考生存意義,人應該怎樣面對死亡的作品,同時是深澤為其母親譜寫的生命贊歌。

小說《楢山節考》在戰後日本社會獨樹一幟。戰前對天皇絕對遵從,全民武士化的思想在戰後連根拔除,在駐日盟軍總司令(GHQ)的指令下,發表了「人間宣言」,天皇不再是「神」,而是人,震撼了當時日本社會。引入新的憲法、新的教育制度,皇民教育早已過時。取而代之的,是個人主義旗幟的高揚。

1956年,《楢山節考》發表的一年,二次大戰後十餘年,日本創造了高度經濟增長的奇蹟,講求尊重個人,物質富庶,然而深澤卻敏銳地察覺到,人們的內心彷彿失落了什麼,那就是為了別人犧牲自我的高尚情操,如此情操卻被視為守舊或過時。深澤七郎透過《楢山節考》,對戰後日本作出無聲批判。

今村昌平的《楢山節考》於1983年上映,同樣為日本經濟高度增長的年代,社會富起來,但把雙親安置於護老院又算不算是「棄老」,值得深思。


註:
[
1] 深沢七郎(1987)『言わなければよかったのに日記』頁161,東京 : 中央公論社
[
2] 同上,頁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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