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笑笑》與《笑聲淚痕》的背後淵源(四)



另外有些更重要的改動,則是由演員角度出發的,要盡量發揮主演者嚴俊討觀眾喜愛的演技表演,而對父親角色加以較大的改動。李萍倩版的父親用樂天的態度來面對悲慘的命運。但是在嚴俊版中,這個父親卻一點也不「外形是飄逸的,內心卻是深沉的」,這個角色是由始至終都一臉悲苦的。不單在公司是個謹小慎微的小職員,在妻子兒女之前也毫無父親威嚴,反而受盡妻子兒女的氣,總是一臉煩惱和卑微。與此相關的,嚴俊解決經濟困難的方法也不同,在李萍倩版中,父親只是演滑稽戲,雖然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但起碼失去的只是尊嚴,也還算得到群眾的笑聲和歡迎。到了嚴俊版中,父親是以六十歲的高齡到遊樂場做捱打的小丑,角色不單沒有尊嚴,受到極大侮辱,肉體也受到折磨。整個設計,沒有了那種審美的距離,而是以畫面讓觀眾見到主角飽授摧殘的慘痛直白處理,尋求觀眾最直接的同情。

笑笑笑

與此相關的,結局的處理也作了重要的改動。李萍倩版中,當女兒發現父親演滑稽戲,覺得他操賤業,令到自己蒙羞。真相的揭穿令到兩種父女矛盾到達高峰,然後才由父親道出自己苦況獲得諒解。但在嚴俊版中,父親在台上的淒慘表演,令到本來一點都不孝順的兒女(特別是胡金銓演的大兒子),感到父親為自己所作犧牲的偉大,真相的揭穿導致的是兒子的感動,也不再需要甚麼詳細的解釋,所有家人都知道自己過去錯待父親,不諒解父親,自然地和解。全片藉由父親由精神到肉體的苦楚來製造觀眾的感動同情,嚴俊雖然演得不俗,但是卻缺少了一點克制,有些地方劇情也較為彆扭。影片是太過以演員表演為主動,而失去全片戲劇上的平衡。但卻看到嚴俊對《笑聲淚痕》這個父親的角色,是如何的喜愛。

來到李萍倩的《笑笑笑》,與留下來的《笑聲淚痕》文字記載比較,正如上文所說,1945年版《笑聲淚痕》的故事完全可以套用其中,連父親樂天派的處理,也是如出一轍。而且它不像嚴俊版的《笑聲淚痕》把時代背景改為現代,而是保留了影片日治時代的背景。以現有的資料判斷,《笑笑笑》是對當年華影公司的《笑聲淚痕》一個相當忠實的重拍版。

但是有些地方可以見到兩者之間的一些分別。舊版《笑聲淚痕》的背景由於沒說明,可以理解是當時上海,但是在《笑笑笑》中,已改為天津。這個改動可以推想到的最直接原因,就是不想讓人直接聯想到這部戲和日治時代上海有關,因為在1960年,李萍倩大概不會想人再提起他在日治時期曾為華影公司當過導演。戰後南來的香港影人中,不少都曾經為日治時期的華影公司拍攝過電影。除了最著名的新華公司負責人張善琨外,導演有卜萬蒼、朱石麟、李萍倩、岳楓、馬徐維邦等,演員則有嚴俊、李麗華、龔秋霞、陳娟娟、高占非、王引、白光等。他們在抗戰勝利後曾經因為附逆的問題面對很大的政治、社會壓力。華影的這段歷史對這批影人來說,都不是光彩的歷史,所以在五十年代,張善琨總要不斷辯解,他組織華影是受到國民黨的許可的。而其他影人對這段過去都絕口不提,諱莫如深。所以《笑笑笑》的宣傳或任何介紹均沒有把本片是重拍華影舊片這個背景道出,正如嚴俊的《笑聲淚痕》也沒有。

有些細節的變動是免不了的。好像鮑方演的沈子鈞在最後一段相聲時開場說的:「自從日本佔天津,米珠薪桂難做人。」這種對日本侵略的譴責當然不會是1945年版所有的。但更為微妙的是對娛樂的態度轉變。在1945年,無論譚惟翰的小說或在雜誌刊登的影片故事大綱,對於以娛人為目的的滑稽表演都有很清晰的不屑:「如今我抹上一鼻的白粉,老著面皮,幹我不願幹的行業,說些我不高興說的話,社會上倒有千千萬萬的人伸著手來歡迎我,擁戴我!」但是在《笑笑笑》中,沈子鈞最後向女兒的表白,雖然也批評了社會或時代的混亂:「誰都知道,當小學教員的自己的孩也唸不了書,更別說上大學了。」但和舊版本不同,他不再把娛樂別人當中一種惡俗的東西,倒是一件有價值的事:「我讓人家在苦悶當中樂了。我錯了?我犯罪了?」「讓大家苦夠了樂一下,給生活逼緊的人鬆一口氣,我甚麼地方辱沒了祖宗?」在《笑笑笑》中,理直氣壯地肯定了娛人事業的重要價值。這種對娛樂價值的重視,不單和1945年時原作的文藝觀有很大不同,放諸出品影片的長城公司也是很特別的。因為作為左派的長城公司,在五十年代是以主題正確,強調影片的社會意識為主調的。但大概在1959年,從作品角度看,好像文藝政策出現了轉變,開始出現社會性變得薄弱而娛樂性重的影片(例如《王老五添丁》)。正如《笑笑笑》最後的唱詞:「一定要把醜的變成美,一定要把苦的變成甜,不怕困難不認命,挺起胸膛來做人。」電影的娛樂功能可以幫助捱過艱難日子得以強調。這種重視娛樂的功能,既顯現在長城公司六十年代的影片風格上;也反映在李萍倩的個人作品,他後來便拍了一系列娛樂性豐富的《三看御妹劉金定》(1962)和《三笑》(1964)等影片。

李萍倩雖然在宣傳上一點沒有透露影片是華影公司出品的重拍,但他以相當忠實的態度把影片重拍了,這個行為卻告訴我們他怎樣看華影的這個階段的創作。他顯然不認為那些影片有為日軍宣傳的作用。他只是在那個年代拍一些溫情及娛人的影片,因為在他重拍的新版《笑笑笑》中,看不到任何政治宣傳的東西,只有一部構思出色,感情細膩,溫情洋溢的影片。或許,他當年拍這部影片時的心聲,在譚惟翰的故事大綱中已作了很清晰的透露:「子鈞當然心中也難過,然而他盡力向女兒解釋,他並未做對不住他良心的事。他是為了教育子女,才去幹這種職業的!他雖是塗著一鼻子的白粉說些他不願說的話,可是社會上的人群都來歡迎他,他決不是自甘下落。蕙英明白了他父親的苦心,但她不能明白這種畸形社會之所以形成。──將來她或會明白的。」1945年,日本侵略者將會失敗的形勢已相當明顯,李在為華影拍攝的最後一部影片中,或許就是要告訴大家「他並未做對不住他良心的事」,並且寄望「將來她或會明白的」。


【文章是2013年6月在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媒介與傳播研究中心主辦的國際會議「華語電影:文本‧語境‧歷史」發表之論文。原題為〈笑聲留痕── 一段隱沒的電影淵源〉。】


參看:
《笑笑笑》與《笑聲淚痕》的背後淵源(一)
《笑笑笑》與《笑聲淚痕》的背後淵源(二)
《笑笑笑》與《笑聲淚痕》的背後淵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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