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屆香港亞洲電影節「香港電影論壇」 記錄new



日期:2019年11月7日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
嘉賓:梁國斌、錢小蕙、陸以心、李卓斌、趙羅尼、周冠威、劉偉恒、黃飛鵬、馮志強
主持:胡芷晴
記錄:曾樂兒、楊靄妍

胡芷晴:
我先簡單介紹每位導演。錢小蕙是《再見UFO》的監製,擁有超過三十年經驗。梁國斌是《獅子山上》與《死開啲啦》導演,之前一直在TVB拍劇。馮志強是編劇出身,曾在TVB寫劇本及在銀河映像工作,《犯罪現場》是他第四部作品。Jodi(陸以心)參與過很多工作,當過私家偵探,是《Baby復仇記》的導演。Benny(劉偉恒)是DJ,Google過才知道他是「韓流第一人」,因喜歡電影所以才製作短片,亦有參與亞洲電影節。周冠威大家都很熟悉,是《十年》〈自焚者〉導演,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之前拍過長片《一個複雜的故事》。李卓斌是《G殺》導演,今年已有一部新作品《墮落花》,是第二屆「電影專業培訓計劃」畢業生。《失蹤》是趙羅尼作品,但大家可能在YouTube認識他,他是「香城映畫」的導演,作品包括《我的生涯規劃》,算是代表了新一代電影人透過不同媒介說故事。最後,黃飛鵬亦是《十年》導演,在今屆亞洲電影節《落葉殺人事件》中擔任監製。

大家都有各自的拍攝計劃。如何這個時勢找到自己的生存的空間?開戲是否更困難了?大家覺得哪些電影題材能賺錢,哪些題材一定沒有人投資?

錢小蕙:
我從八十年代走到今天,很幸運經歷過香港電影黃金年代,我能看到UFO的那份光。以前的日子很瘋狂、很浮躁,開一部戲不難,最重要你拍的東西賣錢。我入行頭十年,以前賣三十元一張戲飛,票房很少不超過一千萬,和現在的情況是天淵之別。以前拍電影,你不會問導演你有甚麼故事想說,想表達甚麼,而是有甚麼東西想sell。現在的導演,像台上一眾年輕導演,他們有些東西想表達,想堅持,並想盡辦法讓它發生。

你可以說是更難開戲了,但不是完全沒有機會,因為在九十年至千禧年代,中國內地的資源很豐富,那時回去拍戲的導演會有很多資源。但現在這些年輕導演可能有個劇本,就需要很多「竅妙」。我們剛剛在幕後說,要開戲有兩件事,第一是劇本,第二是演員,沒有演員的話寫劇本會很辛苦,沒有演員就要去電影發展基金,我也是委員之一,能透過這個方式獲得資助,但劇本要有足夠分數。當有公司認為有演員適合,就能開戲。

梁國斌:
我的情況比較特別,是當事人黎志偉主動找我開戲,他說想開一部關於自己的戲,想鼓勵別人,他說真的有投資方想拍這類型的戲。然後我與投資方見面,我問他知不知道投資港產片的風險,他說「只要你很討厭那個人,就叫他投資港產片。」我真的很幸運,《獅子山上》有一千萬資金。我告訴他可能會完全虧本,用一千萬去投資、炒樓,可能會有數百萬盈利,但他說這些事已經有很多人在做,不用他做。我那時聽完,覺得自己好像中了六合彩一樣,自從拍完電視劇,再等拍電影,拍完一部又等,我這個案真的是十分幸運。這是個真人真事,黎志偉為我提供了背景,但我是可以任意發揮的。我也跟我的團體講,沒有下一次機會了。

馮志強:
《犯罪現場》、《懸紅》和《大樂師·為愛配樂》在2008年時已經想好故事了,這些年來便不斷在電影公司遊走,幸運地可以陸續拍了出來。至於《犯罪現場》,可能太多人聽過這個故事,直至有一天我碰到古天樂,他說,聽說你有個故事挺好,但未能開拍,可否讓我看看?之後就這樣開拍了。很幸運,縱使我上一部《大樂師》票房表現有多「彪炳」,但他仍然願意加倍投資這部電影。基本上我未曾順利過,但是每次絕處裏總有奇蹟出現。

陸以心:
其實我是十分被動的。我覺得對比編劇,導演其實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雖然導演的光環好像更大,但其實要付出很多。譬如做編劇,我只需要跟螢幕或導演、監製溝通,寫完劇本就算,關係較簡單點,但是你當導演,下雨也跟你有關,因為如果出外景下雨的話拍不了,很多人會每天來問你問題。我拍完第一部《同班同學》之後就休息了四年,因為每天都有很多人來問問題,我自己都不太懂,當你拍完第一部,你有時間反省你有甚麼做得不好,所以我想了幾年。今次片拍《Baby復仇記》首先要多謝電影發展基金,因為一套純港產片,如果純粹私人投資其實很難,尤其是現在這時勢真是非常困難。

胡芷晴:
聽起來大家都很幸運,找到資金。Benny、李卓斌和Ronnie(趙羅尼)是不是都有資金湧入?

李卓斌 :
我的情況是有監製找我。拍《G殺》時,我放了幾張劇照上網,監製覺得很不錯,就認為我們能合作。他想拍一個關於吸毒女人的故事。拍完《G殺》後,大家以為我沒有機會,所以就將想拍的故事全都拍出來,其實不然。《G殺》只是純粹我想拍一個這樣的故事,就這樣發生了。《墮落花》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當時很多人問我,為甚麼那麼快接下一部戲。剛剛說過,今年的港產片可能連四十部也沒有,我是副導演出身,在這行有一段時間,而現在有人有資金,題材適合,又有挑戰性,不接好像有點浪費。每個project都有困難,簽約前會有些猶疑,但簽約後就不會想那麼多,因為要賠錢。既然決定了做,為自己,也為班底打算,就接了這部電影。

趙羅尼:
我很想做導演,我是讀電影出身的,但苦無機會,於是去了打工。有天我在想,我是不是要在這個機構一輩子呢?因為有天我看到一個年紀很大的前輩在剪片,很大衝擊。那時年紀不小,接近三十歲了。我畢業後沒有入行,因為有一位前輩跟我說,做PA的收入是四千元一個月,我用了很多錢去讀書,一個月四千元的收入,不太划算。直至三十歲,覺得人生好像要完結,於是就開始拍網上影片。終於有一天,有個人叫薛可正的人打給我,他是《起底組》導演,於是就和監製談合作。我不能選擇題材,因為別人給我資金,我就接了。

劉偉恒 :
我的歷程和大家都有點類似。我的第一個故事是《王家欣》,在2008年已入了台灣創投會,但一直放在一旁,直至有天像馮導般收到電話,問我是否有個故事六、七年拍不成,但打電話給我的不是古生,而是監製伍健雄先生。由於投資方很有興趣拍一套清新的愛情片,所以就火速完成了。而第二套,可能是我運氣較差,做甚麼就令該行業走下坡,所以當我拍完《王家欣》之後相當擔心,一來票房不算出色,二來電影圈愈來愈收縮,我有兩年開不成戲。直至兩年前英皇電影想拍愛情片,所以有了《某日某月》。至於第三套就比較特別,內地有位投資者有個真人真事的故事,但他知道找內地導演拍,始終會有內地味,所以想找香港或台灣導演拍,因為《王家欣》的緣故他就找上我。當時我想了很久,因為這故事不是我的,我還要去四川山區拍攝,但這經歷開拓了我的視野,因為只有我一個人上去,連副導都沒有。我想我們在座的導演都很被動,寫了一堆故事放進櫃裏,然後就等機會。

周冠威:
聽到現在我很羨慕啊!《幻愛》這部戲很不同,沒有老闆找過我,《幻愛》其實是來自我學生時代,2006年的一套半小時短片。畢業後有人鼓勵我把它拍成長片,所以我當時就開始寫,亦是我第一次寫長片劇本。其實2006年已經完成了此劇本,直至2019年才拍成電影,非常漫長。至今劇本修改了很多次,間中都有找投資者,但一直沒有機會。《一個複雜故事》是學院幫我找資金的,然後就到《十年》。《十年》較複雜,投資者或明或暗都因為我的背景而拒絕投資,更直接的說,是我沒有大陸市場。而我這作品找到資金的原因......其實要多謝香港政府,有個「創意香港」資助計劃,當時是Amy(錢小蕙)做評審的,是她批給我的,我就拿了六百萬的20%,再嘗試找人。而這個資助計劃規定在十八個月內找到投資者開戲,否則要把錢還給政府,我要在第十七個月才找得到足夠資金開戲,是幾個投資者拼湊而成,因為他們明白我沒有大陸市場,沒有人願意全數投資給我。

但換個角度,這是我很想拍的故事,而且我可以非常自由,當中甚至有投資者沒有看過劇本就給我錢,可能因為他們不是電影人,而是我的私人朋友。我可藉此分享一下我對香港電影市場的看法,我覺得是很可悲的,有點像慈善事業。像Amy所說,以前的電影基本都會過千萬票房,這幾年卻只有不多於十部電影過千萬,有幾年可能只得五部,五部之中可能有三部是賀歲片,但一千萬的戲,可能有六百萬是給戲院的,再扣除宣傳發行,賺到的只是幾百萬,但我開部戲都要幾百萬,所以會虧損,還要是過千萬才能減少虧損,所以非常困難。所以我會形容這五六年的香港電影是慈善事業,我很羨慕有大老闆願意出錢幫香港電影,那是很難得的,因為風險很高,有種「我捐給你吧」的心態。今日能在香港開戲已經非常幸運,這也代表市場很痛苦,我們要使市場健康一點,需要點時間。

胡芷晴:
以前能回本是因為除了本地票房,海外票房也是很大數目。Amy可否分享一下以前的經濟壓力與現在有沒有不同?

錢小蕙:
在九十年代要開一部戲,如果由周潤發演的,那麼韓國已經有五六百萬資金,台灣又會有資金來,香港又有,然後就拍,拍完一定賺的。而今日會這般不同,不只因為市場,因為八九十年代沒有互聯網,娛樂很單一的,不是看電視就是看電影,但今日你要和YouTube、Netflix鬥。我之前很幸運,拍了套《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收了二千多萬,拍《紅VAN》是因為覺得這題材能吸引到人用一百元和兩小時去看。我明白現在的導演會想拍一些個人覺得好看的電影,我不介意有個人電影,我覺得是需要的,但如果真的要從市場角度來看,make the right film at the right time with the right cost,是製片人第一個學問,你去定題材時都要問自己會否願意用一百元去看這電影。作為電影發展基金委員,我不是要你拍很賣座的戲,好像周冠威的計劃,我只要覺得你的劇本有一定專業水平和誠意,我們都會鼓勵。《Baby復仇記》也是因為劇本完整、九成在香港拍,我們都盡量鼓勵,Gary(麥聖希)現在私下會約我們商量如何幫到大家,如果大家真的有很多想法,我和Gary都會幫大家。但市場就是另一回事,那三個元素是很複雜的問題,比你第一部戲更複雜。

胡芷晴:
感覺上像以前有商業作品去維持市場,所以個人故事也有生存空間。之前我問過觀眾覺得最代表香港電影的是甚麼,他們說是警匪和喜劇片,但現在都很難在市場見到,反而最多人討論的是社會議題相關、人文電影等,這會否影響大家的創作方向?

梁國斌:
我讀書時看很多港產片,那時爾冬陞將一宗新聞,一個剛復原的精神病人脅持一班幼稚園學生的事件拍成一部電影;另外我又很喜歡《我愛太空人》,記錄了那年代的移民潮。很坦白說,我拍一個爬山故事,都要放很多這時代的元素進去,我希望當2030年我們回望十年前的香港時,能看到這街道是這模樣的,原來是還有小店的。我覺得要記錄這年代發生甚麼事,這是港產片的價值。

馮志強:
我很認同梁導演說要用電影記錄事物。剛才周冠威說起一千萬票房時我感受很深,因為我頭三部戲的票房加上來都沒有一千萬。我印象中的港產片是八十年代最蓬勃的那些戲,港產片特色就是甚麼題材都有,大家能自由奔放地拍一些很大膽的題材,盡皆過火,盡是癲狂,有百花齊放的樂趣。

黃飛鵬:
剛剛聽到各位導演分享,感覺是一種很不開心的氣氛,但我是沒有資格講的,因為我還未完成屬於自己的一部長片,但我卻沒那麼絕望。有兩件事我覺得很重要的,第一是大家剛剛舉了很多例子是關於錢的。我記得曾向一位中國內地獨立電影導演問了一個問題:「我們真的沒有足夠資金拍我們想拍的東西,怎麼辦?」他很玄妙地回答:「如果這個問題不能用錢去解決,就不要用錢去解決。」我當時並不明白。但後來回想,不如scale down 自己的團隊,轉換某些東西,如改變自己的思考模式。從踏進片場的一刻就想:我不能再有一個更大型的拍攝團隊,反之我應該要用一個更聰明更便利的方法、或一人要肩負更大的崗位來完成電影。這對其他人來說很不實在,但當我到日本那邊,真的見證一個獨立工業運作時,發現是可行的。但當然,這要求在場所有人的高度集中。我們的副導演不懂英文,而我完全不懂日文,我們便用肢體語言溝通,花上很多時間在基本的語言溝通。但當我們沒有使用最熟悉的語言溝通時,對方反而更願意花時間猜想我們想要甚麼,願意聆聽更多的可能性。

另一件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是如果在香港沒辦法找到資金的話,就不要在香港找。坦白一點,在日本製片到一半時,我們發現我們真的沒有錢完成餘下的部分,所以就申請各種資助。在最後我們沒有使用一分錢,就完成了電影後半部分,因為我們成功投創了一些電影節項目。這不是一個孤例。這不只說這部電影可以完成的可能性,反而是我們可以把港產片弘揚到其他地方,開放另一個可能性。電影後期在韓國製作,一位日本導演與一位香港監製的合作,是完全不相干的組合,但是可行的。當我仔細去觀望,無論在亞洲或歐美區也好,或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內地市場也好,可能因為我還未經歷大家的痛苦,我覺得仍然可以試。當我們說港產片,它可以是屬於世界的港產片。不能因為找不到資金,就在胡同裏打轉,主動與被動的角色,取決於願不願意踏出那一步。

胡芷晴:
大家有沒有想過從電影節範疇裏找資金?現在全球有很多作品是以電影節為主,即所謂festival film,這些電影沒有機會在戲院正式上映。但起碼導演能拍成一部片,遊走世界各地的電影節,從而有相應收入拍下一部電影,這會不會是另一個方向或出路?例如當年《十年》也有這個狀態。

李卓斌:
《G殺》參與過很多創投會,如富川電影節和金馬創投會等。只有少數項目能在創投會成功入選,三年內可能有兩個項目成功,《G殺》錯過了很多創投會,最後投資的是首部劇情電影計劃。透過這些機會,能認識市場和不同地域的電影文化,例如有韓國或內地的投資方欣賞這部片,但要求修改某些部分,在台灣或馬來西亞的情況都一樣,期待你迎合該地的電影文化。這過程能夠思考如何獲得最大利益。因為我們很想做一部純港產片,亦有這個時機去申請首部劇情片,所以順利完成。

《G殺》後來參與過不同影展,早前我們到倫敦都有主持問道,拍電影是為了迎合觀眾,或忠於自己想拍的內容?我認為每個project都不同,不需要堅持一定要拍攝很個人的電影,而完全抹殺商業片或主流片的機會,因為每一個project都是獨立的。拍《G殺》時我沒想那麼多,例如是否要迎合世界性,我只想拍攝一個有本土文化的電影,展示香港最真實一面,而應該「世界」的地方是,我們都「想看」,而不是製造一部為了迎合市場而失去個性的作品。觀眾會因此覺得失去了獨特性,像我們會去看伊朗或柬埔寨的電影一樣,我們想看當地的文化。而主流電影又是另一個領域的事。

胡芷晴:
飛鵬的作品去了釜山,之後會去台灣,你也說過大家可以在電影節中找到資助,你算不算是行業外的人呢?

黃飛鵬:
我可說是一個「行外人」,我沒有「真正」進入過這個行業。香港用「電影從業員」這個身份生存是件不容易的事。在國際上,我們有斷層的情況,斷層的意思是指,以前香港的電影很容易「賣埠」,並在那兒發行。現時相對困難。還有沒有機會打破呢?當我們看着一片貧瘠土地,是否只坐着乾等一個善心的投資者?我未肯定自己是否想這樣,像Kiwi(周冠威)剛說的,找到原本非電影製作的投資者,並嘗試選擇進入電影這個工業。這個情況我們會把它理解為「捐款」。

以《十年》為例,有份參與的電影,我們用一筆可說是笑話的資金──五十萬就完成,但最後竟然賺到錢,它是一部能賺到錢的電影,這印證戲院現時放映的,未必是人們想看的電影,這是有趣的。如果它有這個可能性,可能更會有另一些可能性,我們不要再去想一個大型的電影製作團隊。例如《屍殺片場》,在上年從日本來了香港上映,大家都很喜歡,它都是一部極小型製作但又充滿玩味和日本氣氛的電影,這可以有另一個可能性。我們常說「港產片要死了」,那元兇又是誰呢?我還未找到,但我會思考能否做些國際上的連結或不同嘗試。

趙羅尼:
我想分享的是找資金方面的經驗,我是拍網片出身的,我之後會有一個眾籌計劃。大概兩三年前,我製作了一部短片叫《我的生涯規劃》,講四個七、八歲的小朋友計劃如何殺掉父母,講述教育制度的問題。這部短片在網上發佈,不僅香港有觀看率,台灣也有。台灣的觀看率有六百萬左右,但香港的觀看率只有一百萬左右。觀看率不能換錢,但給我帶來很大的衝撃,在網上拍廣東話短片,外地的觀看率比香港還要高。於是我就發起眾籌計劃,像《我的生涯規劃》那樣,它有一個很強的懸念,可以發展成一部電影,觀眾想看的話就要付錢。這個方法就不是我去找老闆,而是每個觀眾都是老闆,不需要找一個人付一千萬,而是找很多人付一百元。因此可能整個香港或是整個台灣都是老闆,那就不存在現在這個問題。而這筆錢已經存在,等於我們去看電影前會看trailer,反之我將一場戲拍出來,都是搏有觀眾入場,眾籌得到的錢,便可以任意拍我想拍的東西。

黃飛鵬:
我想補充一些日本的資訊。在日本,B range以下的都是商業片,即是一些非常top的,有強大明星陣容的這類電影除外,B range以下的影片有特別的售票系統,在電影未上映前,觀眾會在網上先付錢,來證明這部電影有賣座力,根據這個結果開放一些院線上映。在日本,有大量B range的電影都是這樣發生,是一個很聰明的方法。有時我們想看一部電影,但不知道何時買到飛,場次的時間問題、上映期長短問題,不看一套電影的原因有很多。但當電影仍在拍攝時我已經買飛,因為我對這個導演的製作有信心,令到這筆收入能確切投放到電影,觀眾是投資下去的,而不是大家剛剛提及的「捐贈」,觀眾可以尋找他們想要的東西。Ronnie(趙羅尼)剛剛說的,我們無法回到過去,於是就只能落實地行一條自己的路,對於我來說是比較開心的。

附加檔案大小
FB-min.jpg627.01 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