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丹兄弟大師班記錄:由《一諾千金》到《少年阿默》的真實思考new



日期:2019年11月14日
地點:K11 MUSEA
記錄:鄭瑋晴

比利時著名兄弟檔導演尚皮雅戴丹(Jean-Pierre Dardenne)及路克戴丹(Luc Dardenne)以他們的寫實風格及手搖長鏡頭見稱,作品關注邊緣階級,甚具社會意識,更屢獲康城殊榮,名作包括《一諾千金》(The Promise,1996)及《露茜妲》(Rosetta,1999)。兩人上月來港,出席11月14日假K11 MUSEA舉行的「Festival de Cannes Film Week」大師班,席間談及榮獲本年度康城影展最佳導演獎的新作《少年阿默》(Young Ahmed),並與觀眾交流拍攝心得。

寫實風格 由拍攝紀錄片開始

戴丹兄弟來自比利時傳統工業區的天主教家庭,父親思想尤其保守,從不鼓勵小孩看電影,卻無阻兩兄弟對電影的熱情,「父親是一個虔誠的信徒,對電影裏的性愛與暴力反感,於是我們常常跑到鄰居家看電視,那是小鎮上第一部電視機,我們在那裏看了許多東西。」

成為電影人的路上,除了遇上劇場恩師Armand Gatti獲得鼓勵,七十年代拍攝科技的躍進亦是他們的創作契機。「全因技術進步,我們才有能力購入不太貴的相機,讓我們即時翻看拍下的片段,再將其製作成影片。」兩人購下相對便宜的Sony攝影機,開始帶着它拍攝身邊的人事物。

戴丹兄弟的寫實電影廣為人知,卻鮮有人留意他們的早年作品。兩人雖然沒有受過專業電影訓練,自七十年代起開始嘗試以鏡頭作紀錄。「我們第一次拍攝的是人物訪問,那是1974年,我們來到小鎮,平日拍攝,周末就將影片拿到酒吧、沙龍等地方,將拍攝成果展示給我們的訪問對象。」拾起鏡頭,他們問的總是同一個問題:「先生女士,你或你身邊的人有遭遇過不公義的事嗎?」他們收到過各種答案,關於罷工,亦有遭遇暴力對待的婦女,對社會問題的敏銳觸覺似乎預視了戴丹兄弟日後作品的雛形。

1978年,他們拍下了第一部紀錄片《Le chant du rossignol》,講述二戰時期比利時的抵抗運動。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他們漸漸找到了自己想講的故事,「大部分紀錄片都是我們對過去的重塑,我們指示拍攝對象『像這樣走路』、『轉個身』、『不,講講另外一件事』⸺到最後,這些都是我們的創作欲望在作祟,於是我們止於此,轉而製作第一部劇情片。」有了不同類型的拍攝經驗,他們不久就拍下了改編自René Kalisky同名劇作的《Falsch》(1987),正式踏上電影之路。

像小說家反覆書寫的創作

戴丹兄弟的創作之路並非自此一帆風順,歷經幾番崎嶇才找到屬於自己、合意的拍攝方式。他們編導的下一部作品《Je pense à vous》(1992)是場「災難」,「這部電影在評價、公眾、個人上都是失敗,但從個人層面而言,亦因此我們才製作出《一諾千金》。」作品失敗固然是打擊,帶來的是教訓也是動力,鞭策着兩兄弟成為更優秀的電影人。

有了不快經驗,戴丹兄弟在製作《一諾千金》的過程中漸漸確立了他們的創作方式,並尋回他們當初製作紀錄片的熱情。他們找來相識的、許多是懷才不遇的朋友,部分年輕且寂寂無聞,如沒有影視經驗的劇場演員Olivier Gourmet,一個專屬他們的獨立拍攝團隊應運而生,「這是我們的電影,我們的人員,我們的工作方式。」

獨立製作在資金與發行上面對更多難關,卻換來得來不易的創作自由。少了許多拍攝限制,拍電影對他們來說「有點像小說家不斷重寫草稿」。戴丹兩人緊密合作,路克負責寫劇本,尚皮雅喜歡的話即可開拍。兩人事先商量好場面調度,每個鏡頭都經過慎密考慮,不愛即場發揮,亦不受外來壓力所限,他們可以任意調整、重拍,直到對作品感到滿意為止,成就了《一諾千金》。「拍電影並非必然,若果我們找到自己的風格和故事,我們對此又感到滿意便繼續,不然,我們就會轉而從事其他行業。」對戴丹兄弟而言,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在才是更重要的事,而拍電影的初衷,終歸是兩人對講故事的熱切渴求。

尋找鏡頭以外的真實

自學成材,少不得向大師借鑑學習。被問及對他們影響深遠的導演,兩人如數家珍,一一羅列,「中學時周末我們會去戲院,我們看得最多的是布烈遜(Robert Bresson)、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和杜魯福(François Truffaut)的電影。」這些電影巨匠當中,以布烈遜的影響對他們最為深遠,「他的電影中有種靜默,一些人性化、赤裸的東西,青年時期的我們對此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外,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的《十誡》(Dekalog,1989)對戴丹兄弟的影響尤其深遠,「他在電影中掩藏、擺弄了很多東西,並以此製造懸念,他的故事都隱藏在對話之中。」莫里斯皮亞勒(Maurice Pialat)的自然主義對兩人亦有所啟發。他們失意之時,恰巧在康城影展看到皮亞勒的《梵高》(Van Gogh,1991),大為折服之餘,更決意找到屬於自己的拍攝風格,創作出真正屬於自己的電影。

戴丹兄弟的作品講求寫實自然,不用特效,務求將故事的真實呈現在觀眾眼前,被問到他們標誌性的手搖鏡頭,戴丹兄弟指他們的鏡頭並非「為移動而移動」,「《露茜妲》開場有一幕打鬥場面,攝影師嘗試追着演員拍攝,我們告訴他不要這樣做,冷靜下來,無須追得太貼,因為我們要拍攝的正是那些抗拒鏡頭的事物。」對他們來說,鏡頭滯後於動作反而會形成一種張力,「我們不是要拍攝演員的面貌或神色,亦不會追着他們的每個動作,我們相信拍攝真實就是去拍攝那些隱蔽的事物,而非那些顯而易見的。」

對於戴丹兄弟,要透過電影展現真實,角色要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對話,一切都在他們的行動中展現,而非將劇情強行加諸他們身上。故此,戴丹兄弟與攝影師緊密合作之餘,演員亦要放下身段,投入角色,「要懂得在某些時刻放棄自己的身份、姿態和演技,配合鏡頭一起找到故事角色。」

《少年阿默》:再思狂熱主義者的命運

風格獨到之餘,戴丹兄弟的電影亦以其社會意識所聞。他們的作品與社會議題息息相關,而道德抉擇往往是電影的重心。《露茜妲》的主角需要在工作與友情之間二選一;《他人之子》(The Son,2002)的父親處於應否報復殺子之仇的兩難,《羅娜》(Lorna's Silence,2008)講述非法移民在自己與他人利益之間的掙扎。「殺還是不殺,活着還是死去」,個人矛盾終究會牽扯到社會問題。

新作《少年阿默》就觸及歐洲近年的宗教問題,社會政治色彩濃厚,主角阿默是一個深受伊斯蘭極端主義影響的十三歲男孩,「早二十年我們不會構想到露茜妲這角色,同樣地,二十年前我們亦無法構想到阿默這角色。」他們對年輕人的狂熱主義感興趣,卻不希望自己的電影複述某種陳腔濫調,「已有其他電影講述成為恐怖份子的因由,我們思考的是脫離狂熱主義的可能性。」

「他能夠拿起刀攻擊人,同時卻是個孩子。」他們說道。戴丹兄弟的家鄉比利時及鄰近的法國近年處於恐襲的陰霾,《少年阿默》再一次展現了他們對邊緣群體的關懷,道來一段生命相互影響的故事。「我們的電影往往是這樣,主角遇到了他者,命運從而得到改變。」阿默在故事中遇上了其他人,他的生命似乎有了一線轉機。

人文關懷、對陌生他者的同理心是戴丹兄弟作品的一大主軸,「有哲學家曾說,去到異國你才真正見到一個人。我們平常見到自己的父母親與愛人......那些與你來自同一文化的人,但在異國,碰見說着其他語言、其他膚色的人,你才開始懂得何謂一個人。」戴丹兄弟透過電影回應社會,貼近生活而又處處深刻省思,或許這正是我們身處的時代所需要的。

附加檔案大小
FBOG-min.jpg883.38 KB
IMG-1131.JPG1.1 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