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inema #1】懷念社群,懷念九十年代的故事性 |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HKinema #1】懷念社群,懷念九十年代的故事性



消失,總容易令人傷感。但哀悼和懷念如果不限於個人感情的浪擲,大抵要做的,便是重拾價值的方向吧。

陳智德:

影片放映到中途忽然停頓,黑漆而偌大的空間靜默了一會,觀眾開始起哄、喧嚷,忍受不了故事的中斷,和突然的寂寞。幸好只一會,銀幕又映出了人面的特寫,光影們重新走動、說話、接吻。

許久之後我才知道,那是因為斷片駁片的問題,放映員一時接不上來,使故事暫時斷裂。其實斷裂並不罕見,甚或斷裂才是一切事物的常態。

有關消失了的電影文化,離不開大戲院的觀影經驗,上普慶、去凱聲,每次都像參加集會遊行,實際上更是一種消失的社群經驗。這大概是最重要的一點吧。還有看早場的記憶,除了以廉價得睹各種舊片,有一段時期,不同的大專社團,如青年文學獎,喜歡借用戲院辦「電影籌款」,多數在早場時段放經典藝術片。今天放藝術片還怎可以籌款?

這大概是八十年代初的事,更早的就不知道,當時我是在旺角的田園書屋看到青年文學獎及其他社團辦電影籌款的海報,開始自己走去看電影,門券還是由田園書屋代售,放電影的時間地點,好幾次都在人山人海的星期六普慶早場。

我所到的普慶在1987年拆卸,其實之前已一再改建。消失的戲院何其多,已不用多說,也許真正的消失是那相連的社群、關係和情感,已無從接駁。


江藍:

皇后戲院拆了。我跟皇后的交情不深,本來沒什麼感覺,然而也叫我想起那癡迷的歲月,那些真正讓我在漆黑中忘掉現實,讓我認識到電影為何物,讓我大開眼「戒」的消逝了的名字。家住荃灣,小時候坐大腿看電影的戲院叫大光明,若干年後,它才成為日活或歐洲艷情片的重鎮,那年代,它還是女性的戲院:李翰祥的黃梅調,陳寶珠的玉女片,好像都是在大光明體驗。

後來,出到美孚,在百麗殿、寶麗宮看二輪電影:那是個褪了色的時代,兩座金碧輝煌的劇院沒有了梅艷芳等童星的登台,卻為我等新界青少年提供了不少看名片、爛片、過氣話題片的機會。記不清是在百麗殿,還是寶麗宮看的,只記得那年已非十八歲,但《美國舞男》(American Gigolo)還是我的三級第一套。

上到大專,第一次體會到日本導演的雙重性,是在油麻地的普慶,看了今村昌平沉重的《楢山節考》,又觀賞了他的《小電影大師》,開始發現電影不僅在荷里活,然後開始每個星期天往普慶戲院鑽。跟著我成為了新華戲院、影藝戲院,以及沒落了的碧麗宮常客。

戲院是當年電影不可或缺的載體。於我,這些遺忘了的名字,讓我感受到不同地方、風格的光影世界,也經歷人生中多個難忘的階段,觀影經驗不僅由菲林而來,地點也是經驗的一部份。可惜,這些記載了我(或者許多他人)許多回憶的戲院都已不在,那種難得一睹冷門電影,同一漆黑空間內呼吸同一節奏的感覺也久未再現。


呂永佳:

或許已經無人再會拿著一本《萬曆十五年》,面向夕陽向你訴說一個壓於心底多年的秘密;沒有故人、沒有黃鶴樓、也沒有一個患上老人痴呆症的老人,拿著雨傘當戰機,靜靜的告訴你遠處的山頭,有仙子在等候著……。涼風有信,秋月無邊,編劇的辛酸、虎度門臉譜背後的一切一切,都彷彿無人關心。更遑論穿梭於屋村之間的猛鬼、會變身成黃老太的超人、在音樂都市裡迷失的重慶人……。

九十年代的電影業無疑被荷里活電影佔據。但在艱苦環境生存下來的香港電影,卻不無風采,而且題材多樣。近今的香港電影,《無間道》以後,警匪片之多產顯然易見,未見進步之餘,還逐漸走向單一和單薄。其中,杜琪成為了香港電影的金牌導演。只是《黑社會》、《放‧逐》等電影,技巧圓熟,卻遺下一個重要的問題:失去了探討生命、人性等的藝術意識,或者說少了一份人文關懷,同時少了一份深度。

杜琪峯不是個別例子。2003年以後至今,香港電影發展可謂進退失據,一方面來自本土文化的失落,另一方面則在於仰望神州的理想大盛。姑勿論這理想真的是理想,還是空想,中國市場開放,無疑是導演們生計之指南針,然而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則應無時無刻不執持,對於人性思想、肉體生命,有著無休止的探求。

以九十年代的電影為例,我們不難發現編劇和導演們都在用心地、真誠地說他們心中的故事。《女人,四十。》的場景是尋常舊屋,說的是一個年老故事。面對時間的流逝,營營役役工作的阿娥,突然發覺生命中衰老的降臨,可是她卻在一個徹底衰老的老爺身上,看見生命的幽默和可愛之處,令人莞爾;《南海十三郎》說的當是一個傳奇故事,天才橫溢劇作家的悲慘一生,一片笑聲背後的辛酸,道盡古之文人、今之編劇的孤獨寂寞。我們發現,並不須刻意以大型歷史場景、神奇的武術、華麗的古裝,便可以道盡,中國傳統文化骨子裡的一種愴然生命觀。

2001年的《男人四十》可以說是真誠港片之餘音。電影裡,鏡頭穿梭於美孚新邨、尋常中學,說的也只是一個普遍的倫理故事。然而故事當中,卻摻雜著復仇、欲望、秘密等生命中的重要命題。電影以深具歷史時間意味的詩詞穿針引線,拉出難以估量的迫力之餘,也見其對失落中之中國文化的真誠懷戀。

反觀近來大行其道的警匪片、古裝片,我們空見設計與技巧,卻看不到說話者的位置、方向和立場,故事背後不見深度、細節中再無力量,這難道是金錢為上的必然結局?還是電影藝術工作者,已經放棄了或再沒有勇氣,為這個中國南面的一個小城說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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