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inema #8】我在《香港電影》的日子



編輯致電邀稿,叫我寫一篇「我在《香港電影》的日子」,作為我在這本雜誌工作兩年來的一次經驗總結。好,答應了,全因他的緣故,不過這得先從《香港電影》誕生前的幾件往事說起。


1999年至2001年,我在《電影雙周刊》(下稱《雙周》)當了兩年編輯。《雙周》對唸中學階段的我影響很深,因為熱愛電影,也熱愛當文字工作者,能夠進入自己最愛的刊物打工,是夢寐以求的事。不知是幸或不幸,上班不到一星期,頂頭的編輯辭職離開,整個編輯部只有兩個人:一個編輯(我)和一個記者,所以甚麼都要一腳踢。還清楚記得那過年頭的香港電影已然進入低谷,《雙周》的銷量也大不如前,我和同僚仍然憑著對電影的熱情堅守下去。兩年過後,公司內問的種種問題令人意志消磨,最後我選擇離開,輾轉趕上科網熱的尾班車,進入了一大型娛樂網站工作,一年之後重返「電影」的軌道,加入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下稱「學會」)當行政經理。

我在「學會」認識朗天,當年他是副會長,記得有一次閒來無事,問我一句:「如果給你中了千萬元的六合彩頭獎,你最想做甚麼?」我沒想多久便認真地吐出了一句:「我想辦一本電影雜誌。」看來這個答案或多或少是給了他一些驚訝,可能,也有一點驚喜。可以說,《雙周》時期孕育出來的火,一直在我心裡面沒有熄滅過,總想為香港的電影文化作一點貢獻。

在「學會」那幾年間,朗天經常鼓勵我,即使沒有中頭獎,沒有獎金在手,也應該朝著自己的理想出發。在他的鼓勵下,我入紙申請了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計劃資助」,準備出版一本只有32頁的電影月刊,名為《觸電》。非常幸運,2006年10月,藝發局通知我《觸電》順利獲批六萬多元的撥款。

與此同時,「學會」也計劃出版一本自己的電影雜誌,規模與《觸電》差不多,但方向上則帶有「學會」官方刊物的味道,其時大概是2006年年底。2007年1月,辦了廿八年的《雙周》停刊。同年3月,「學會」在遞交給藝發局的「一年計劃資助申請」的建議書中,正式把出版電影雜誌列為下年度其中一項的工作,暫名為《HKinema》。

「學會」的董事文雋先生知道「學會」的出版意向,便有意拉攏與內地出版《看電影》雜誌的大嘴傳媒合作。由2007年3月一直談到6月,最後在7月達成協議,並敲定雙方的合作模式:前者以「協力」的身份提供人力資源(編輯及作者),後者斥資在香港及上海成立編輯部,而這份全盤以香港電影為主菜的月刊,定名為《香港電影》。我作為「學會」當時的全職編輯,順理成章地就進入了《香港電影》,也成為《香港電影》內唯一一位是香港人的編輯。而我自己的《觸電》最後就擱置了,在2008年年中將藝發局已撥出的款項全數退還。

不厭其煩地花了一千字來說歷史,是因為《香港電影》出現之初,外界不少人以為《雙周》的停刊導致巿場出現了電影雜誌的生存空隙,但事實上這個蘊釀期比《雙周》停刊還要早出現。作為《觸電》的主人(雖然胎死腹中)、《香港電影》的編輯及其誕生的見證者之一,今天將事情發展的始末寫下來,是希望有一個屬於它的文字記錄保存下來。


像香港電影再逢陽春的情況一樣,北水南調使得電影雜誌在香港覆亡後十個月重生,雖然投資及營運者已由原來的香港人易位內地人,但對保持香港電影及其文化的心是一樣的。正如前述,《香港電影》的出現並非因《雙周》的停刊才順勢應運而生,在一班香港的影評人的推波助瀾、以及投資者的堅持下,《香港電影》從一開始就選擇走一條很窄、但可以走得很深入的路──集中於香港電影及香港電影人的事。然而,這麼一本完全專注「香港」的電影雜誌,編輯部的班底以內地人為主,曾引來質疑能保持幾多的「香港味」。

在《香港電影》出版的第一年,以協力身份提供人力資源的「學會」,協定會每期提供至少二萬五千字或以上的稿源,就是由會內的影評人撰寫影評及個別專題文章,影評人偶爾還會「客串」當訪問嘉賓,與導演對談,或者為一些有趣的電影現象聚首起來,開一個簡單的討論會等。香港影評人的參與,對初期的《香港電影》奠下「香港味」上有著重要的貢獻,尤其可以與剛剛從《看電影》調任過來主理香港電影的內地編輯作個平衡。

在我跟內地同事合作的過程中,曾經出現了一段頗長的磨合期,雙方最需要磨合的,是對香港電影採用的眼光,而這種眼光確實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港味」。這裡所謂的「眼光」,不單單指對事件所持的角度,還有態度。可以這樣說,上海編輯部幾位被調任《香港電影》編輯的內地同事,都是標準的港片影迷,香港電影他們看得不少(錄像及其他渠道),對香港電影雖然未至於瞭如指掌,但認識的程度已達基本或以上的水平了。由於這些年來他們對港片的了解幾乎乃直接來自於電影本身,以及(國內)網絡上可以查到的資料、坊間可以買到的電影書籍等,他們對港片都抱有一種遠觀而生敬的態度,有時文字上帶有一種恭恭敬敬、歌功頌德的味道。此外,雜誌初期也廣被批評儼如「字海」,文字密密麻麻,口水多過茶,「水份重」,而且寫出來的文章顯得隔岸觀火,太多自己想當然的理解,搔不著癢處,使得雜誌與香港讀者間保持了一道縫隙。加上每期差不多高達二十萬的文字量,以及香港少用的詞彙(例如亮眼、雷人、牛逼等)、遣詞造句的不同,對於一本建基於香港的新雜誌來說,多少給人一點拒人於千里的感覺。不過,隨著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愈來愈密切,互聯網的發達,其實部份讀者的閱讀習慣很快調適過來,不時有讀者從香港或海外寄信來表示,他們由最初面對「字海」感到懼怕,慢慢欣賞書中詳盡的資訊,「多字」反而變成了雜誌本身的特色。當然,我個人作為編輯與讀者的結合,仍然覺得「水份重」的情況是可以改善的,文字精練、簡潔、爽快,才有一矢中的、一針見血的力度。

文字量高、詞彙香港味不足,固然受到批評,而排版娘味十足則最為詬病,這則涉及兩地在審美與口味上的差異。曾經有人說,老土的排版令到讀者對雜誌望而生厭,沒有讀下去的興趣,所以最初幾期的《香港電影》,也一直努力在排版風格上作出調整。

由於《香港電影》為大嘴傳媒旗下其中一本雜誌,先天上它的排版設計本來就要沿襲自己集團整體的風格,沒有要特別另闢蹊徑、弄一個全然革新、全然適應香港讀者的版面來。其實我一開始也對排版設計很有意見,尤其覺得老土得不堪入目,後來見到同事們的不斷努力,了解到很多後天的制肘,在這方面我慢慢開始「看得開」。我自己在這個反思的過程中,了解到《香港電影》本來就是一本以電影資訊為主的雜誌,雖然它介乎娛樂與文化之間,但它既不是走中產文化品味路線的《號外》,又不是走八卦的大眾娛樂雜誌,所以就接受「唯有它是它」,就像我們不會硬要《亞洲周刊》、《爭鳴》的排版風格要像《號外》、《忽然一周》、《U Magazine》一樣,大家有大家自己的風格就是了。



由內地人來香港投資一本香港的電影雜誌,初時都有聽過一些揶揄說話,說甚麼香港連自己一本電影文化雜誌都養不了,要依靠「祖國」。其實,要是我們能靠自己,誰想要向外求;但在香港願意涉足媒體/雜誌出版這門燒錢生意的有錢人,往往別有用心,講求利益回報,要投資出版一本專門針對「香港電影」的雜誌,難免是叫他走進窄路,自掘墳墓,你看《觸電》、《HKinema》、《字花》或《文化現場》這類文化藝術雜誌紛紛向香港藝術發展局申請資助出版,就知道要在香港找香港人來投資出版一本香港電影雜誌是何其的──難。所以揶揄的說話是無意義亦無建設性的,與其要嘲諷一心一意為文化藝術出一點點微力的苦命文化人,倒不如先控訴唯利是圖、短淺目光的商人。

當然,在內陸資金作後盾下的《香港電影》,在內容上有些微的制肘,這種制肘不在意識形態,而在敏感的政治用詞上,稍稍調節一下還得可以順利過關。我認為,做雜誌的,不論是何方的資金、甚麼的題材,或多或少總有不同的制肘,即使是拿到藝發局的資助辦出版,制肘可能不在內容之上,卻可能在金錢、機制(要求寫一大堆工作報告、財務報告,又要有評審員定期進行審核之類)之內。

既然制肘處處都有,不如反過來看《香港電影》現在的優勢所在。隨著香港的電影公司、電影製作逐漸北移,拍攝場地遍走國內大江南北、名山秀川,《香港電影》作為一本橫跨中、港兩地的電影雜誌,最強的優勢是可以坐「直通車」(影評人馮若芷語)攫取最多的、最新的電影資料,加上又有姊妹雜誌《看電影》作為最大的後盾,很多時都得到電影公司、電影宣傳人員的特別關照,不但可以直接跑到偏遠的地區進行探班採訪,電影完成快要上映之前,總能拿到海量的劇照、工作照、獨家海報圖片等,這比起任何國內或香港傳媒都要受到厚待。固然,《香港電影》享受到這種厚待全有賴於《看電影》多年來建立的威望、人際網絡、處事誠信(從不會隨便把重要的訊息或圖片外洩)。

曾經有一件趣事想跟大家分享。某大導演拍攝的史詩巨型大片,在海外影展參展時,電影公司安排我們採訪全體主創人員(包括監製、導演、多位主要演員),待電影正式上映前一個月,過千的劇照及工作照也交到我們手上,任由我們編輯部去構思所有可行的專題、去寫簡介文章。當時香港負責該片的宣傳人員看到最新一期的雜誌,驚見書中大量從未曝光的劇照,打電話向我查詢,他表示,香港其他媒體看到雜誌中有大量罕見的劇照,以為宣傳公司「大細超」,只獨家放料給我們,他要多翻解釋才說明白劇照乃電影公司直接給我們,與宣傳公司無關;最有趣的,是他在掛線前反問了我一句:我手上只得十多張劇照,不足夠發給多家香港媒體,能否給我傳十張八張劇照來用?這件趣事背後看到一點:當香港電影的製作中心點北移,電影公司的基地搬到/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巿,香港已經被視為一個「埠」(幾年前已有影評人提出,隨國內電影巿場愈來愈開放,電影人的中心點已搬到北京,眼光看的是整個中國巿場,有著另一套體制和系統的香港,會變成一個「埠」,香港片輸出到這裡上映,被稱為「埠片」,就像五、六十年代,香港把電影輸出到東南亞上映的情況,東南亞變成港片的大埠),「埠片」在香港上映,香港的媒體很難與國內的媒體一同享有豐富的資源,尤其現在國內的媒體迅速發展,平面或視像媒體好幾百,很多時最多的資源都得留給他們。所以《看電影》的同事以國內媒體的身份直接向電影公司的北京總部拿電影資料,往往比我們在香港以《香港電影》的身份拿到那篇幾百字的故事大綱和不足十張的劇照豐富得多。


「誰需要一本電影雜誌?」這是《香港電影》由創刊至今一直自我反問的問題,釐清了「誰」,就知道我們要針對的服務對象去做一本雜誌。從開始至今,我們所針對的是一班真正的港片電影發燒友及電影業界從業員,然而誰也知道這是一個非常有限的數字。《香港電影》在過去兩年,一直維持在一個穩定的銷售數字,沒有明顯的大升大跌,有一段時間,內地的幾位編輯愈做愈苦惱,經常自我反省和自責,是不是我們內容做得不夠好?不夠深入?不夠港味?所以銷售數量只可以維持穩定的數字,沒有顯著上升?我安慰同事說,雜誌做得未夠好是肯定的,我們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然而不用為銷量而太多自責,因為這本身就關於香港人的閱讀口味、習慣有關。在這片彈丸之地,多圖少字的八卦、娛樂、消費雜誌才是主流,真正死忠的港片影迷、有能耐去看一本文字麻麻密密的雜誌的人其實是有限數。我經常安慰同僚不要灰心,其實以香港七百萬人口作個比例算來,《香港電影》的銷量比例,其實跟國內一線的電影雜誌相去不遠,與其在為銷量苦惱,倒不如做好內容、想想營銷的策略,例如好好開發中學生及大學生的巿場。所以《香港電影》在今年年初推出學生訂閱優惠計劃,凡以學生身份訂閱購買,提供六折優惠等,此優惠計劃一出,即接到不少學生及學校的訂閱申請。

正如前面提到,《香港電影》有著面對中、港兩地巿場的優勢。三個月前《香港電影》在國內推出簡體字版《環球首映香港電影》,短短日子銷量已節節上升,證明中國巿場上有著一群對香港電影充滿熱情和興趣的讀者群。在互相補足的情況下,繁簡兩版的《香港電影》可以繼續好好生存下去,更好地發揮它的影響力。

而我從《雙周》到《香港電影》,這十年來我的工作一直沒有離開過香港電影,無論有沒有那個書名號的框子,相信以後我也一樣,繼續與香港電影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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