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inema #9】後九七與圍城電影



究竟是甚麼時候出現「圍城電影」的提法呢?說來汗顏,真的有點記不起了,印象中那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中人、資深影評人紀陶經常掛在口邊的概念。在一篇分析2003年港產片的文章中,紀陶精闢地論證了同年多部港片的「撞牆」現象(文章收入《2003香港電影回顧》一書)。撞甚麼牆呢?當然便是城牆。九七主權移交之後,香港電影逐漸表現出一種要向外衝卻衝不出,反過來要思考是否須坐困(算不算愁城則看個別的影人態度)的意識。那是電影的意涵所及,其實也是身處香港社會普遍所能感受到的氣氛。


一提起「圍城」,可能首先令人想到的便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巴爾幹半島危機,特別是薩拉熱窩的民族解放和內戰背景。薩拉熱窩並不像二次世界大戰被德軍圍困的莫斯科或列寧格勒,也不如日本戰國時代後期被德川大軍圍困的大阪城。它的被圍既獨特又普遍,裡面有太多的死亡和死亡反撞出來的悅樂和剛強,卻由於時間距離的接近而易為我們領受。我們今天已慣於捧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馬戈(Iose Saramago)的名著《里斯本圍城史》(Historia do Cerco de Lisboa),並積極討論箇中可以挪用來詮釋後殖民處境的改寫歷史觀念。(註)「後九七」的香港,既是新殖民也是後殖民(以新殖民的方式進入後殖民,或造就出後殖民的港情/國情版本,表現為新殖民),「圍城」的提法有其重要意義。

以「圍城」隱喻來理解香港,現實歷史的對應大抵在2003年SARS爆發,城內城外均出現「疫區」和「疫埠」的隔離現象和想像。但其實更早的電影想像已在九七前後發生,如關錦鵬的《有時跳舞》(2000)便早以疫症與隔離隱喻「後九七」的處境。對反於「前後九七」的大香港意識和「北進想像」,踏入千禧的香港社會已開始瀰漫一種害怕被邊緣化(圍堵的另類想像)的氛圍。如何加快「融入」中國的焦慮(於《無間道》充份體現),儼然衝不出去的憂慮。因此,「圍城」完全可視為接續「後九七」的關鍵理念。

《後九七與香港電影》(2002年末撰寫,2003年初出版)曾把「後九七」定位為相應主權移交前後,延擱過渡,將過未過,虛懸的放長假傾向──在失憶、絕症的意象後,(即使)「重生」卻躊躇未決。該書把1999年港人非婚生子女居港權爭議引發香港人主動要求人大釋法這事件,視為「後九七」的終結線;電影《少林足球》(2001)和《無間道》(2002),則標誌了步入「後後九七」階段。所謂「後後九七」,乃當時倉卒之間找不到一個新名稱,姑且以之稱謂、綜述那不得不回來面對,不得不回來受磨蝕的狀況。日後看來,毫無疑問,「後九七」的終結年當在2003,至於具體定在4月1日張國榮跳樓自殺的一天(象徵SARS的巔峰,之後港人對疫症的看法由悲觀轉成自許,香港意識重新抬頭)還是7月1日,則視乎個人史觀而定,而這個人史觀,則有賴當事人沿不同時間軸思考和立論而建立。

「後九七」具有雙時間軸的意義。1997,作為一條界線,一個分水嶺,可以循殖民到後殖/新殖之路理解,即由1971年開始,至1984,再至1997,終於2003。對應的社會大事是麥理浩履新、中英聯合聲明、香港主權移交、SARS爆發。另一條可依循的時間軸則由1967年開始,至1989,再至2003。對應的大事是:左派「暴動」、八九民運和「七一」五十萬人上街;這一條線的重大社會事件,不是一街土製炸彈便是滿街是人、震撼視覺的大場面(spectacle)。第二條線沒有1997,因為九七只是事先張揚的大事件,實際上「甚麼也沒有發生」(陳冠中語),沒有spectacle。而兩個時間軸相會於2003年,因為那一年,既發生了團結港人,引發重提香港精神的SARS肆虐,又發生了有視覺震撼效果的大遊行。

從第二條時間軸上,「九七」徹底成為一個虛位,一個不存在的點。既是虛的,跨過或穿越這個點便無法充份確認、引證,所謂延擱過渡便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說明。

無論哪一條時間軸,「圍城」都是緊接在線的尾段(2003)出現的現象。詳細的說法,可以看紀陶的製表和說明,正如其述,2009年《十月圍城》的製作和放映,儼然是以「圍城電影」的身份告別「圍城」。因此,我們才有了座談《十月圍城》和「圍城電影」的影評人聚會。……

(註)《里斯本圍城史》敘述一名校稿人在校對中世紀里斯本被摩爾人包圍的歷史記載時,質疑歷史的真偽,以自己的看法和推斷,把原典中的註明「是」的地方改為「非」,結果十字軍變成從未參與這次歷史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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